5月12日，莎莎用自己专用的水杯喝水。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这段时间，更像是莎莎的爷爷、教育部门、学生家长三方的一场拉锯战。
宁乡县教育局宣传教育科科长陈凯安在宁乡教育系统三十多年，莎莎是他接触的第一起艾滋学童案例。
得知情况后，教育部门普及艾滋病常识；派专员到高山村对莎莎进行心理辅导；还做了赤塅完小部分家长的工作，“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其他家长也在到处“活动”——他们不但找到学校，还找到了高山村村支书谢知生。
谢知生回忆，去年夏天，至少有5个家长找到他，“你得赶紧帮忙做做工作，千万不要让她回学校。”
彭潘桃回忆，那段时间，只要学校这边态度有松动，家长就会给学校施压。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保了一方，势必牺牲另一方。就像医生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最理想的情况，是两个都保，但可能只能保一个。为了社会稳定，我们只能保大部分学生。”陈凯安对剥洋葱说，这不只是教育问题，“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没跟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没人和莎莎玩，她度过了一个孤独的暑假。
很多时候，她坐在院子里发呆；她怀念校园，因为有人可以一起玩。
现在，“别人都怕我”；“我只有一个人。”她说。
院子里奶奶养的鸡、鸭、姐姐送的玩具熊、甚至院子前面的一片竹林都成了她的朋友。每天下午，她能从排队回家、长得几乎一摸一样的一群鸭子中，找到自己家的那7只。
莎莎怀念9岁时的生日——姐姐的朋友给她买了一个大蛋糕，她的朋友彬彬和依依站在旁边，拉着她的手，给她唱生日快乐歌。
“这是我能想到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莎莎对剥洋葱说。
“无法调和的矛盾”
2015年8月底，新学期即将开学前，吴应秋想到当年在县城卖手工鞋时，看到过一家民办小学。那所学校距离村子足有七十多公里，他决定把莎莎转学到这里。
莎莎发现，这所校园比村子里的校园大多了，有好几栋教学楼。
在这里，她遇见了目前为止最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教英语，总是柔声细语，夸她棒；同宿舍的7个孩子，也都成了她的朋友，一起在楼道里跳皮筋、跳格子。
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吴应秋接莎莎回家，被同村一个来接孩子的村民看到。
当天，这位村民在班级家长群里写道：“四年级的莎莎，以前在我们村里读小学，后来得了艾滋病，居然到县里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