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传统习俗正发生改变
同是逃避，同因习俗，28岁的顾丽安(化名)在初夏经历着“冰火两重天”。
相恋两年，顾丽安和男友决定完婚，然而却在婚宴问题上引来风波。
“由于父亲的职位，如果我操办婚礼，父亲需要申报。家里亲戚朋友多，婚宴规模肯定不小，思来想去，我们决定不办婚宴了，改为旅行结婚。”顾丽安小夫妻的想法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婚礼是一辈子的大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等着看你出嫁的那一刻，不办的话，亲戚、朋友、同事难免说闲话。”——顾丽安的母亲搬出“老一辈”做救星；
“你要是担心申报问题，没关系，我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注意事项，肯定不会违纪。”——顾丽安的父亲试图说服她，简朴、正常婚宴没有问题。
顾丽安仔细查阅了相关规定后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禁止的是党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或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行为。“简单说，相关规定禁止的是以大操大办的形式敛财，简朴的婚礼应该是允许的。”顾丽安说。
尽管如此，顾丽安还是决定不办婚礼，“带着双方父母旅行结婚，把旅途中的视频分享给亲戚朋友，这样更有意义”。
与大操大办婚丧宴请相似，一些传统习俗中的陋习开始与法律法规发生碰撞。
禁放烟花爆竹条例就是其中之一。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传统习俗，但却事故频发，每年都会造成不小损失。于是，“禁放”成为各地普遍采取的办法。经过数年宣传以及法律法规的细化，群众开始正视燃放烟花爆竹习俗的利弊。2016年，春节到元宵节的喜庆气氛还未散去，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交出了“禁燃令”的“大考”成绩单——外环内实现烟花爆竹基本“零燃放”，外环外燃放明显减少，往年数以吨计的烟花垃圾不见了，蓝天白云和整洁干净始终伴随着节庆中的上海。
北京，在烟花爆竹“禁改限”的第11个春节，2016年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伤情、火情数量及烟花爆竹销售数量均较2015年同比有所降低。
同样发生改变的还有酒桌上的劝酒文化。关于劝酒，很多人会想起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接下去还有“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等句。这些诗句时常出现在酒桌上，中国人的好客，在酒席上发挥得淋沥尽致。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往往在敬酒时得到升华。中国人敬酒时，往往都想让对方多喝点酒，以表示自己尽到主人之谊。这些做法有其淳朴民风遗存的一面，也有一定的负作用，特别在“醉驾入刑”后，更不能“会须一饮三百杯”。
面对陋习法律不能缺位越位
虽有法谚“习俗是万物之王”，但不容忽视的是，风俗习惯并非都是积极进步的，其中不乏一些恶俗陋习，这些陋习往往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需要加以改造甚至扬弃。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闹婚”、劝酒等民俗本身不一定违反法律法规，只是一旦逾越一定程度和限度才会违反法律法规，“民俗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不能笼统而论，当这些民俗具备特殊情结，达到了一定严重程度才违反法律法规”。
“比如，农村的办酒席宴会有我们所不理解的社会功能，即社会互助和救济。因为在过去生产、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办婚丧嫁娶是一个家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通过拿礼钱、大家凑在一起热闹，是社会互助、社会团结、娱乐的功能。但是对他人人身、人格、财产造成损害的民俗，违反法律法规，应该有处理措施。比如‘闹婚’对伴娘人格造成损害，这是法律不允许的，不能提倡。”支振锋分析说，民俗活动也与活动主体的身份有关，法律是平等的，但除了法律还有党的纪律。同样的民俗在普通群众身上没有问题，但在党的领导干部身上就是问题。比如婚宴大操大办，“对于普通群众，我们可以批评教育、不鼓励不提倡；如果是党员干部，可能会有党纪处分，情节严重者还要查明是否有腐败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