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白血病的孩子免疫力很低、怕感染，很多焦虑的家长自己组织起来，站在门口看谁没戴口罩。
焦虑的原因有的还来自排了几个月都挂不上号，大厅外挤满了排号排了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患者。
为了打击票贩子，很多医院现在都实行挂号实名制。许多靠买号贩子的号来看病的家长，到了需要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就遇到很多麻烦。
前几天一个下跪的家长让郑胡镛印象深刻。
“我排了好久的队就是挂不上号，后来实在没办法就买了号贩子的号。求你给我孩子看病，让他住院。”他一边哭一边扑腾一声跪下了。
郑胡镛很为难，不给看病受不了心中“救死扶伤”冲动的煎熬，而且以前好多人会因为不给看病把医生告到医患办去；给他们看病，又破坏了规矩。很多医生就这样被裹挟在人性和现实规定的夹缝里，十分尴尬。
郑胡镛最终还是给孩子看了病。
谈家庭聊生活用举例缓解家长焦虑
在27诊室外，几排长椅坐满了人，早早来排队的家长困得不行，坐在椅子上打盹睡觉，管德一家就在他们中间。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通过朋友帮忙，才挂到在北京给儿子看病的号。
即便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当他和妻儿第一次站在人潮汹涌的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大厅时，一种大城市的陌生感和对死亡疾病的恐惧袭击了他。
他手里紧握着装着从老家带来的够在北京吃三天的干粮的袋子，这或多或少给了他一些安全感。地上放着他买来应付十多个小时火车行程的小马扎。儿子管明穿着哥哥“淘汰”下来比自己大好几圈的衣服，用手默默的给眼睛里噙满泪水的母亲按摩。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为给管明治病，家里花光了九万多的积蓄。
等待五个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医生叫自己的号。
管明的父母一直和医生念叨着骨髓移植，此前家乡的医生反复告诉他们管明的病需要移植，但是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想来北京再看看。“如果移植需要钱多的话，你们一定要救救他。”母亲哽咽着说。
“一定要先做基因检查，反应好的话，不一定非得要做移植。”郑医生安慰道。
郑医生解释了半天，管德终于明白自己的孩子不一定非要做移植。
管德从装着干粮的红色袋子里拿出了一盒被压的皱皱巴巴的药给医生看，“这一盒就一万一千九百多。”
郑胡镛对管德说，现在针对这种病专门有买三送九的药，他可以去家乡申请一下。“有个病人得的就是这个病，现在都快二十年了，人家通过吃药维持的很好，还结婚了。”
“下次来可以给你们加号。”听医生这么说，管德心里踏实了不少，暗淡的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开始有了一点光亮。
郑胡镛用“举例子”来缓解家长焦虑的方法，崔菲菲也经常用到。
“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是有原因的，包括家里的原因或他本身的性格。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他的注意力从病症上引开，从生活或家庭关系上和他交流，让他们放松。”崔菲菲说。
患儿家长耍酒疯教唆孩子打医生
晚上九点多，当郑胡镛结束白天的工作准备回家的时候，崔菲菲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作为儿研所的主治医师，除了白天在病房的时间以外，崔菲菲每个月有四次值夜班的急诊，经常一工作就到凌晨以后。
和成人医生一般只给一个人看病不同，独生子女时代，往往一个孩子看病，可能身边同时陪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六个人。“他们会给我们蛮大的压力。”郑胡镛对法晚记者说。
崔菲菲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六个家属中有一个人反对带动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这时，医生就得说服他们所有人，反复不断的交代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