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没有登记的结合，却再次让老黄的生活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加入超生游击队的行列。罚款让他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他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挖煤，将全部的收入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孩子留给了他。
于是，43岁时，老黄再次身无分文。别无所长的他，不得不来到重庆“下力”——做棒棒。
女儿成了留守儿童，初中时，迷上了网络，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怀孕。在外孙子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女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一套房子。
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分期付款，每年10万元。从第一天当棒棒起，他就想着有一天能扔掉肩上的棒棒，在挣钱和还债的压力下，老黄说自己“生命里的这22年，就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
扛着这根“想扔又扔不掉”的棒棒，老黄和何苦终于在下午一点多钟，迎来了“召唤”。五一路口的涂料店，两袋腻子粉和一小包装修零件送到洪崖洞。
50公斤，两公里，工钱10元。套绳、上肩、起步。
第一次负重的何苦在前200米还一路小跑，即将完成第二个200米时，他开始感觉到，在肩头棒棒和肩内骨骼的挤压下，左右肩膀的皮肤和肌肉渐渐由酸麻变成刺痛。这种刺痛随着血管流遍全身。何苦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腰越来越弯，腿越来越沉。汗腺在快速扩张，汗液从毛孔里铆着劲往外挤。
何苦已经记不清剩下的1000米是怎么走下来的。初当棒棒，他从没有想过，短短的两公里路竟然如此漫长。可是这样的路，老黄每天都在走，一走就走了22年。
走了22年的老黄，此时还能挑100多公斤的涂料走上几公里路。可是，过不了半年，老黄就将连75公斤——棒棒行业的门槛级重量都承受不住了。
三
早在“拜师”之时，何苦就和老黄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个月开始。
但第一天挑涂料，收了10元钱，老黄现场就要分给何苦6元。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在第一时间找何苦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安宁。”
何苦坚持第一个月不参与分成，但没想到老黄自己悄悄记了一本账。
2014年2月19日，何苦成为“棒棒”刚好一个月。晚上，老黄拿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把现金来到何苦房间，在这本残破的账本上，老黄一笔一画、一天没落地记录着。账本显示，他们第一个月一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将相同面额的钱分放两个地方，完成了分钱。
在22年的棒棒生涯里，老黄坚持一条做人做事的原则，“该拿的一分钱不能少，不该拿的一分钱都不要。”
一个阴雨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的老黄迟迟未归。他下午两点左右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在等公交回来时碰上了“业务”。男雇主撑着黑色雨伞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老黄一不留神跟错了人。
对沙坪坝完全陌生的他顺原路折返，回到接货地点。挑着两大包东西，老黄在人群中来回好几趟，却始终找不到粗心的雇主。他只好在那里苦苦等候了三个多小时，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
一开始老黄并不想报警，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他，那样很可能拿不到工钱。一直等到晚上11点，开始咳嗽起来的老黄，实在撑不住了，只好将袋子交给警察。警察告诉老黄，晚上7点多有人报警，说有个60多岁的棒棒，挑着两大包美容产品不知去向，报案金额是1万元。
半夜时分，当焦急的雇主来到警务站，拿出100元想要感谢老黄时，他都执意只要约定的20元，“自己多出汗，多淋了雨，要再加10块工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