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念头在何苦心头油然而生：“卧底”棒棒军，真实记录下棒棒们的生活细节。
何苦几经辗转，找到了棒棒老黄，跟着他住进了与重庆最为著名且繁华的解放碑比邻的自力巷53号，成了这群即将消失的“棒棒军”中的一员。
第一次走进自力巷，老黄在前引路，何苦跟随。破旧低矮的木房和形态各异的土坯，残垣断壁上涂满大红的“拆”字，裸露的电线如同死去的蚯蚓攀附在墙体外，许多房梁和墙壁上结满了蜘蛛网。
没有人知道自力巷始建于哪年哪月，只有几个老人知道他们住进自力巷的时候还没有“解放碑”。这里是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攻坚的目标之一，拆迁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进驻，因为历史和现实等诸多矛盾，至今只推倒了位于巷口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楼。
巷子里的原住民大多已经有了新的归宿，除了收房租和与拆迁办讨价还价之外，自力巷与他们的生活几无关系。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黄那样的外来农民工，他们无所谓几时搬迁，只在乎眼下房租的实惠。
与自力巷一街之隔的解放碑，商城、书店、影剧院、酒吧、饭店鳞次栉比，日均出入人流33万人次。从解放碑踏进自力巷，何苦感觉“一步迈过了这个城市的70年。”
70年前，解放碑还未矗立，棒棒就早已存在。只是那时人们大多将他们称为力夫，也有叫挑夫或脚夫。30多年前，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重庆出现了大规模的棒棒，并在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也几乎和重庆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有人感慨，今天的重庆是几十万棒棒用肩膀挑出来的。
然而，在爬坡上坎，负重前行30多年后，棒棒们在挑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同时，也挑走了浸泡着汗水的年华，更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500多天后，2015年7月9日，何苦拍摄的全国第一部自拍体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举行了首场看片会。在这部记录片中，何苦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个行将消失的群体，更是以棒棒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悲欢。”
二
走进自力巷53号，穿过一楼只能侧身通过的阴暗走廊，爬上80度仰角简易木梯，何苦走进自己的房间。这个月租金300元的屋子内，放着一张用木板和纸壳拼凑的床，墙壁上张贴着各类海报，仿佛一个刚刚被8级大风吹乱的街头橱窗。
一墙之隔是老黄的房间。这个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内，在放了一张单人床后，只能侧身进屋，月租金只要60元。1米83的何苦俯身进去，把挂满墙壁的各种口袋撞得滴溜溜转。
何苦在自力巷53号的4个邻居，都是棒棒。确切地说，59岁的老甘、44岁的“河南”曾经是棒棒，59岁的大石、65岁的老黄现在还是棒棒。何苦说，“整个自力巷的棒棒不超过10个。”
第二天早上8点，何苦跟着老黄“下力”，正式开始了棒棒的生涯。
自打住进自力巷，何苦每天都在担心它随时可能倒塌。196天后，当他亲眼见到拆迁工人推倒它的过程时，他会为曾经对它的轻视“深感汗颜”。
不过此时，何苦穿梭在解放碑商业区的人流中，看着老黄穿着一身橄榄绿的部队老式作训服，一双解放鞋已磨损得泛黄。他肩上扛着一根一米来长、磨得发亮的竹棒，走起路来，佝偻的后背和后昂的脖子，显得很不协调。而这正是长期肩挑重物形成的形体特征。
1949年，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生活开始慢慢变好，家里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搬进了一个有着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