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层面,我国劳动力供给将出现结构性短缺,发掘劳动力潜力十分关键。人口红利消失和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劳动力萎缩的压力日渐显现。同样在对比中日两国劳动力人口的倍数,会发现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是日本的13倍。日本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诞生了一家兼职公司叫DIP,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市值20亿美元。对照两国的劳动力比例,相信我国灵活用工领域有望诞生5倍、10倍于DIP体量级的公司,这也是斗米奋斗和努力的方向。
三、政策层面,总理发话,政策出台,释放灵活用工利好信号。在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针对南方某省出现的”零工市场”,国家领导人强调,要善于抓住市场瞬息变化的趋势,从大局出发,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接着在7月3日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在第12条提到,要积极发挥分享经济促进就业的作用,针对灵活就业服务的平台以及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这些政策也释放出灵活用工利好的信号。
四、社会文化层面主要是就业观念的转变,新一代劳动力开始出现自愿型灵活就业群体。在德勤发布的《2017千禧一代调研报告》在30个国家对近8,000名被访者的调查显示,有近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1984-2000出生)更喜欢自由职业者或基于灵活或短期基础上的咨询顾问,这种偏好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更是达到是37%。斗米平台用户调研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社会中基层就业人群中有55%的人更喜欢临时性的工作,因为更自由灵活,这便是社会观念层面改变带来的影响。
五、技术层面,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新型商业业态,孕育新型灵活就业模式。电商平台的出现衍生了淘宝店主这样的灵活就业群体,知识经济崛起出现了在行行家这种能在周末拿出1至2个小时给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的现象,这也是一种灵活就业。滴滴司机、airbnb房主,这都是在新型业态下催生的新的就业方式,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变革。
在各种大环境的影响之下,Christine提到,诚如任仕达在《2016灵活用工报告——数字时代下的劳动力市场》所提出的,数字时代下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工作的划分,不再是制造经济类和非制造经济类的工作划分,而是转到了一种常规性工作和非常规性工作的划分。第二个转变是用工关系上的转变,以前主要是标准劳动关系,现在则是标准劳动关系加非标劳动关系再加非劳动关系这三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