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府府尹陈文昭的精明恰在于此。在阳谷知县那里，虽然“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有意为武松开脱，但仅仅是杜撰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情节而已，对武大的死因，特别是对武松杀人行为的复仇性质丝毫没有涉及。而东平府的陈府尹强调的就是复仇，因为要减轻或免除武松的罪责，非如此不可。正是由于陈府尹的努力，在案件的终审判决中，涉及武松部分，开头就是“系报兄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也正是这句“系报兄仇”，武松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这大概是武松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然而，在宋代，除去少数非典型的复仇案件外，绝大多数案件，当事人均获得“义之”“特贷之”的无罪判决。据台湾学者陈登武的考证，唐中叶以后，只有一个复仇的案例中案犯被处死，北宋和南宋总共也只有一个案例。由是观之，在当时的司法语境下，综合武大之冤，西门庆、潘金莲、王婆之恶，武松复仇行为的光明磊落等诸多因素，武松的行为不但不能被追究责任，相反，是应该予以嘉叙的，要“壮其烈而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