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书中认定的事实，当然都是虚假的：潘金莲并没有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来阻止或干扰武松祭祀兄长，武松与潘金莲之间，也没有斗殴的事实。而且，这份文书还有意隐蔽了武松持刃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知县有意为之，其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就是要将武松行为的“故杀”性质转化为“斗杀”，以此淡化武松杀人行为的主观恶性，从而达到从轻发落的目的。
按照《宋刑统·斗讼》“斗殴杀人”条载：“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诸斗殴杀人者，绞。”由此，不论将武松的行为定性为“斗杀”或“故杀”，其结果非绞即斩。武松之所以在法定刑之外被从轻处罚，关键性的一点是其行为性质属于复仇。
复仇一直是传统社会里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一方面，杀人行为触犯法律，应当接受法律惩罚；而另一方面，基于其复仇性质，其本身却又合乎儒家倡导的孝道伦理。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冲突，在立法层面上，传统的制度干脆回避了复仇问题，复仇案件的判决，往往由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员（甚至包括皇帝）酌情进行裁量。法律实务中，人们在面对个案的时候，往往陷入情与法的漩涡，顾此失彼、进退失据。
唐代武后年间，发生徐元庆为父复仇案，史书载：武后“欲赦之”。不想却遭到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的反对，他给出了一个现代人看来近乎荒诞的处理办法，即：“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意思是，对待徐元庆案，必须按照法律，处徐元庆以死刑，之后，给予其嘉奖、厚葬。
在《驳复雔议》中，柳宗元细致地分析了陈子昂所提处理方案存在的悖论，痛陈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引起的危害性后果，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策略。在他看来，处理复仇案件的恰当方式，就要先搞清楚是非曲直，如果徐元庆之父蒙冤而死，那么，徐手刃仇人后自首，是“守礼而行义也”，即是无罪的；相反，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犯死罪，那么，徐元庆向作出执行死刑判决的官吏复仇，就是犯罪，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相比前两者观点的明快，韩愈对待复仇案件的观点还多了些模糊和含混——在他看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尚书省集议，酌其宜而处之”。由此，传统社会里，复仇是一项司法人员须谨慎面对的重大课题，对于人子、兄弟间“尽孝”的复仇行为，很难严格按照国法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