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金融活动的时候，最核心的立法原则是明确资金的来源。吴晓灵分析“‘玩’自己的钱给他自由。‘玩’大客户的钱让他们承担风险。‘玩’小客户的钱必须重点监管，因为它涉及到公众的利益，会有搭便车问题，因而必须有监管当局来监管。”吴晓灵进一步分析，“如果通过基金的方式向社会大众募集了资金就是公募基金，投资方向要通过法律给予一定的限制；如果是少数合格投资人的资金，则投向由合同约定。非公开募集的基金通过合同约定投向，不管是投资未上市的股权、债权，还是已上市的股权、债权，或者是另类投资、文物、红酒其他投资方向，只要投资人相信资产管理人，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就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立法不必去立什么股权基金法、什么证券基金法、什么另类投资基金法，只要你把这公募还是私募给确定下来，即公募给予一定的约束、私募要严格合同要素。我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章有一个非公开募集就是约定了合同的要素。”
另外要拓宽公募基金的渠道。银行理财产品适应了非合格投资人风险偏好较高人群的投资需求，就是它投资非标的产品但以5万元为起点，实践证明风险还是可控的。“我们应该通过修订基金法，适当的扩大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即在一定的比例内投资非标产品。”吴晓灵分析，“非标产品有一个会计核算的问题，标准化上市的，它可以有市值评估，没有标准化上市需要确定一下估值方法。银行现在是按照历史成本法来估值。在拓宽了投资的标的之后，可以适当的提高投资人的门槛，银行现在是5万元，这样就可以满足一块钱到一百万元投资之间的大量客户需求。”
3. 修改信托法，对营业信托列专章给予法律地位，并明确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保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我们现在只有信托关系法没有信托的经营法，而这种信托经营的机构他们的立法分别在银监会和证监会，这样管理很混乱。在大资管时代，为了统一市场管理，我们应该在信托法当中对于资产管理机构、对于信托经营给予法律的明确。”吴晓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