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申特别强调，2014年启动了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试点，目的是到2020年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但是，这场高考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考试科目改革，还有很多其他措施：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业计划，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和考试的政策措施等。
一直从事高考改革研究的厦门大学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认为，“新高考”是恢复高考40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以前的改革基本是单向的。
刘海峰认为，浙江省的改革牵涉面更广，考生多，改革复杂性比上海更大。
“如果改革成功，可以带来不少效应。这次改革好处很多，挑战性也很大。”刘海峰提出，“改革取得成效，值得推广，可复制，如果有什么值得改进的方面，就应该加以科学调整。”
他希望：“上海和浙江高考改革能够为高考改革提供经验，改变原来大一统、相对刻板的高考制度。但是又不要伤及公平，因为越复杂，对弱势群体，尤其农村家庭考生越不利。所以在公平和科学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如何兼顾两端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位一体”增加高校选择自主权
2011年开始，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开始试点“三位一体”招生，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统一高考和综合素质评价（含中学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综合素质测试）三方面的评价结果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当年只有260个计划名额。
7年来，以杭州师范大学为例，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如今艺术类和体育类校测部分占到60%。杭州师范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翁灵丽认为，“三位一体”打破了高考“一考定终身”制度，有利于高校获得更大的招生自主权。
现在有50多所院校在浙江省内进行“三位一体”招生，2017年计划招收8000多人。2012年南方科技大学也开始实行“三位一体”招生，今年上海有9所大学、山东省有10所高校进行“三位一体”招生改革。
从2011年到2016年，杭州师范大学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考生中，农村和城镇学生的数量逐渐接近，明显优于自主招生和保送生中这两部分学生的比例。通过数据，翁灵丽也看出，“三位一体”录取的考生在学业表现、综合能力、就业质量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三位一体”还能倒逼高校进行专业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