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原告代理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这起事故中受害人已满11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享有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生活自由，而且出事前并非长时间脱离家长监管。因此就本案而言，很难认定受害人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
是否属于公益诉讼
在该事件中，社会议论的焦点在于原告要求共享单车公司立即收回所有机械密码锁具，并更换为更安全的智能锁具。对此，原告代理律师解释说：“此次诉讼不仅是为事故未成年受害人的死亡寻求民事赔偿，更是为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提起公益诉讼。”
2017年7月1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其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这意味着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必须为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织或人民检察院，而本案中虽然原告的诉讼请求涉及公共利益，但因诉讼主体为个人，因此该案只是带有公益性质的私益诉讼，并非公益诉讼。”邱宝昌分析说，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共享单车公司的机械密码锁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可以向交通管理、工商等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召回相关缺陷产品。
“但发出司法建议只能在法院判决之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很难支持该诉讼请求，因为该诉讼请求已超出了民事诉讼的范畴。”陈耀东补充说，相比等待法院发出司法建议，如果确有证据能够证明共享单车公司机械密码锁存在安全隐患，不妨直接携带相关证据向相关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厘清企业的社会责任边界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今年10月1日即将实施的民法总则将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由公司扩充至一切从事经营活动的营利法人。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越来越强调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那么目前企业至少需要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我认为不管是公司法还是民法总则中提到的社会责任，更多表现为一种倡导性的规定，而不具有强制性。”陈耀东认为，社会责任本身是较为抽象的，不能脱离某一特定语境空谈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边界应体现在其具体行为中。如本案中，即使法院判决共享单车公司不承担任何相关民事责任，共享单车公司仍须召回没有安全警示标志的车辆，并给予受害人父母一定的人道主义补偿，此举即可体现出共享单车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
“此外，要避免将企业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朱巍表示，如果在司法中判决企业承担法律之外的社会责任，可能对企业不公平。
朱巍进一步解释说：“法律责任就是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边界，而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体现在道德层面上，而且没有上限。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不能强制要求企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品质，也不能支持企业只依法而不顾道德，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