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欧元兑美元汇率较2月中旬的高点显著下跌，欧元去年呈现的强势升值态势不再。欧元对美元出现贬值，与欧元区的风险点提升有关。
与去年欧元区经济整体复苏有所不同，今年欧元区经济向好势头有所放缓。以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例，去年12月达到60.6，为20年最高，此后逐步回落，5月降至55.5，为18个月新低。民粹主义思潮仍在蔓延。一些国家在难民问题、债务紧缩方面与欧元区现有政策存在较大出入，一些国家的政局发展面临不确定性。
欧元区的动荡并非孤立现象。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10年，全球经济在量化宽松的背景下有所复苏，但货币依赖仍然较强，复苏态势并不稳健。同时，反经济全球化的逆流与民粹主义兴起，恐怖主义袭击频发。这些新情况与不少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密切相关。危机迫使各国把货币政策应用到极致，如量化宽松、负利率打破原有理论框架，在恢复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均，从而催生了公共政策领域的危机。西方国家政治上频出的“黑天鹅”事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的显现。
欧元区问题又有其特殊性，即欧元区为货币同盟而非财政同盟，这一矛盾曾在2011—2012年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充分体现。近年来，欧盟各国围绕难民问题的纠葛、一些成员国对财政紧缩问题的抱怨，从根本上说也来源于此。当然，与6年前欧洲面临的流动性危机有所不同，当前风险更多来自于成员国内部，情况更为复杂，不仅仅是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
尽管如此，目前欧元区风险仍然可控。原因在于：一是经济方面，欧元区经济目前仍属于高位回调，远好于2011—2012年债务危机负增长的时刻。如2017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1.5%，远好于2012年的-2.8%，西班牙更是欧元区复苏的领头羊，2017年GDP增长率为3.1%，6年前为近-3%。
二是政治方面，欧盟一些国家极右翼政党上台对脱欧的提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选举的需要。实际运作中，这些国家更可能采取与欧元区谈判的策略，从而在欧元区范围内重新获得一些财政缓释，并促进欧元区对移民政策进行反思与政策调整。
三是美国推行贸易保护、退出伊核协议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政策让欧洲盟友大感失望与愤怒，近期美国更是表示要对德国汽车工业开刀，这或从外部助力欧盟各国加强团结的信念，让早前难于协调的内部矛盾有了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并向更进一步的一体化迈进。（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