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印度的劳动法间接助长了童工泛滥现象。
印度93%的劳动者集中在小规模经营活动中，这些小作坊雇佣了绝大多数的童工。
现行的印度劳动法规对超过50人的正式企业极为严苛，这些小作坊处于政府视线之外，在其中劳作的童工也就得不到劳动法的基本保障。
第四，种姓制度阻碍了童工问题的解决。
历史上，高种姓群体对低种姓群体（尤其是达利特）的剥削和压迫得到了宗教的“合理”解释及支持——低种姓群体生来就应该无条件地为高种姓群体服务。
因此，很多印度人认为童工现象只是传统的延续。
2002年，在与慈善组织人员的交谈中，一名15岁的达利特女童工无奈地说：
“这是神灵给我的使命，所以我必须这样工作下去。这种命运已经写入了我的身体里，没有人能够改变。我出生在这个（达利特）群体中，所以和群体中的其他人一样，我们别无选择。”
5
政客的态度不太认真
对国内存在的严峻童工问题，印度政客的态度显然不够认真。
一些政客认为，这是贫困家庭中无法避免的现象，是一种自然经济规律，没法靠外力改善。
还有一小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外国对印度童工问题的关注和建议当作境外势力打压印度经济的一场阴谋，百般阻挠相关慈善活动。
因此，印度童工现象的改善进度十分缓慢。
在社会活动家的积极努力下，印度议会通过了一些限制雇佣童工，保障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比如，禁止所有工厂雇佣年龄低于14岁的儿童，涉嫌以抵押方式买卖童工的工厂主会面临刑事处罚。
然而，即便是2016年出台的“最严格”的童工法案，也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该法案的一项条款规定，在不影响儿童教育的情况下，允许儿童在课余和节假日从事家庭生意、体育业和娱乐业工作。
法案并未严格限定“家庭”的范围，相当于默许了许多小作坊在“家庭”的掩盖下继续雇佣童工。
对此，萨蒂亚尔蒂批评道：“这一法案利用印度传统的家庭文化来为剥削儿童找借口……印度政府又一次辜负了它的孩子们”。
同时，在现实中，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检举者不多，被定罪者更是寥寥无几。
2016年8月，古吉拉特邦的一名女大学生发现有大批童工在陶瓷厂工作后，屡次写信给当地的儿童保护部门，却一直得不到回应。最后她设法向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投诉，当局终于有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