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是扩大再生产的不确定性。共和党奉行“涓滴经济学”，坚信给富人和企业减税将促使他们增加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员工工资。但这一逻辑链条的关键在于：富人和企业有钱之后，一定会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提高员工工资吗？

　　《新闻周刊》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思科、辉瑞制药和可口可乐等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已经公开表示，他们将通过增加股息和回购的方式将收益从减税项目中转移给股东，而不是发给员工。评级机构穆迪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已经囤积了超过1.84万亿美元资金，即使再增加现金储备，也不太可能激励他们雇佣更多的劳动力。难怪有人郁闷地表示：“这是我们永远拿不回来的钱。”因此，运用何种配套措施，让减税的成效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员工福利的改善来呈现，是一个问题。

　　“三重回流”将掀减税潮

　　由于美国税改后，将吸引制造业、知识产权和高科技人才的“三重回流”，势必产生外溢效应。陈凤英认为，这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轮减税潮。如今，英法等欧洲国家都在逐步推进减税方案，2018年或将成为全球税改年。

　　有分析认为，“税收战争”一旦开打，将使G20框架下业已生效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的成果缩水。此外，税改案中的一些条款还可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让美欧之间长达30年之久的争论再度复活。

　　税改又将给中国带来何种影响？

　　一方面，如果美国对赤字的应对操作不得法，使财政政策转圜余地减小，美国很可能借助美元霸权地位输出通胀，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三重回流”也是中国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它可能挤压中国在生产资料、人力等方面的成本优势。

　　陈凤英认为，中国应该用积极态度看待美国税改，在人才引进和法律保障等方面通盘考虑，争取主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后，中国也要推进税制改革，创造良好健康的投资环境。”（记者 张全 陆依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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