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在广州花都区，“巴拿马村”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称谓。它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批村子。在这类村子里，很多人要么直接移民去了巴拿马，要么在巴拿马有亲人。如果说中巴两国160多年来的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那他们就是主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近日，《环球时报》记者走进了当地一个“巴拿马村”。(右图为该村孩童骑车经过一栋新建的旅巴华侨的楼房。)
环球时报记者探访“巴拿马村”
据记载，中国人最早在1854年3月30日抵达巴拿马。他们是契约华工，被送到巴拿马修铁路，其中大部分为广东籍。在这些广东籍华工中，不少人是花县(现广州花都区)人，以致如今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巴拿马亲戚。其中，花山儒林村、狮岭旗新村是典型代表。
走进儒林村，《环球时报》记者首先看到一栋栋新建或正在修葺的楼房。这些楼房和当地房屋不同，绝大部分是三层小洋楼，墙上有雕花，有西式柱子，屋顶还有花园。这些楼房大部分院门紧锁，留下门口的春联在风中飘舞。
在一栋新楼旁的一家裁缝铺门口，一位大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你顺着路走下去，每家每户都有(在巴拿马的)。这些新建的房子，都是他们赚了钱回来建的。”这位大姐说，这些村民基本上都是一个带一个过去，做餐馆，开杂货铺，干什么的都有。她自己的孩子在镇上上班，之所以没出国是因为不认识人，没人带。而且她觉得在国外赚钱也是一样辛苦，需要起早贪黑。
说话间，一位老人骑着车从旁边经过。这位大姐赶紧指着他说：“就是他，有4个孩子在国外。”记者拔脚就追，最终在一个麻将铺子里找到了他。
70岁的罗军池每天下午都会到村口的娱乐室打麻将。说是娱乐室，其实就是一间草棚，里面摆着几张八仙桌和板凳。罗军池有5个孩子，4个在巴拿马。十几年前，大儿子出了国，之后把弟弟妹妹也带了去。大儿子在那里开杂货铺，很辛苦，每天早上起床工作，晚上十点钟才关门。
“他们逢年过节也不回来，因为如果人不在那里，没人打点生意。”罗军池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人在巴拿马很勤劳。当地人喜欢消费，周末经常出去玩，开派对、跳舞，客观上给华人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罗军池和老伴儿去年在巴拿马待了3个月，觉得语言不通，生活不自在，于是不打算再去了。他还表示，他的子女以后会回到村里，“老了肯定要回来度晚年，这是中国人的观念。”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有的华侨把自己的小孩也送回来上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有一些出生在巴拿马的孩子，因为从小在当地接受教育，普通话和汉字都不熟练，父母会把他们送回来学习一阵子中文，再接回去。
1995年，一些华侨筹资300多万元人民币，重新修缮了村里的小学。学校门口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儒林华侨小学”。据说，最多时，学校里有近30个巴拿马华侨的孩子就读。
一个家族的移民史
中国拉美发展促进基金会会长丘永全的祖上，也是19世纪中叶从花县去的巴拿马。那个年代，大部分华人漂洋过海去修筑铁路，工作无比辛苦，还面临疟疾、黄热病等威胁。之后，幸存者开始做生意，慢慢融入当地社会。后来，又有很多华人对挖掘巴拿马运河做出贡献。
丘永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70年前，巴拿马曾有过一段排华的时期，“巴拿马人白种化”催生不鼓励华人与巴拿马人通婚的歧视性移民政策，于是他的祖上带着全家人回到广东。
1983年，丘永全的父亲在朋友帮助下又去了巴拿马，之后一个一个地将家里人带过去。“那个年代，村里人有机会都往外面跑，去国外打工”，丘永全说，很多人通过香港去巴拿马，也有人先去哥伦比亚这类免签国家，之后偷渡到巴拿马。
“我是在1983年7月29日去的巴拿马，当时还不到12岁。”丘永全说，那时华人依然受排斥，只能开杂货店、洗衣店或者中式餐馆，其他生意都做不了。
刚到巴拿马，工作特别辛苦。丘永全家里开了一个小杂货铺。跟别的华人一样，他们是家族企业，全家上阵工作。丘永全白天上课，下午放学回来还需要在店里帮忙，跑腿，卖东西，清理货物、货架等，每天干到夜里。
丘永全感觉到有一小部分当地人对华人怀有歧视。并不是种族歧视，因为巴拿马本身就是移民国家。他觉得当地人尊重富人，歧视穷困群体。“当时有些人，尤其是小孩子，看到华人就叫他们‘猴子’，因为中国南方人比较矮。”
随着中国的发展，丘永全感受到了变化。他看到华人遭遇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开始慢慢从经营小生意往别的领域发展，当地社会对华人的态度也慢慢变好。“2008年奥运会之后，巴拿马的小学甚至在英文和西班牙文之外，开始有中文学习的课程”，丘永全说。
1984年从广东花县移民巴拿马的廖展良，如今是巴拿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华人移民巴拿马有几个比较集中的时期，比如上世纪80年代，2010年之后移民的人就比较少了，因为中国国内发展越来越好。廖展良说，由于最早一代华人的后裔跟当地人差不多，对他们的具体状况不是很了解，但后来的华人移民所从事的行业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别”，最开始是开商店、开餐馆，后来做建材生意，再后来有人做地产。但华人做的多是小生意。
丘永全说，很多二代和三代华人已经开始从政，一些人在运河工作，做到管理局副局长。他提到，巴拿马运河拓宽工程的总指挥黄华昌，就是第三代华裔。
“更多人知道了巴拿马”
巴拿马总人口约400万。丘永全说，官方数据显示华人有15万，“但我们估计有20多万甚至30万”。著有《约会巴拿马》一书的《长江日报》高级记者余熙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写进书里的数字是30多万，经过了中国外交部相关部门审定。
余熙去年5月去过巴拿马，他通过调研发现，当地华人的祖籍地主要是广东的中山、花县、恩平、鹤山等地。让他欣慰的是，当地众多侨团整体上比较团结与和谐、华人凝聚力较强，跟他在欧美国家看到的情况不太相同。究其原因，可能跟当地华人来源地比较集中，多是某个村、某个县的有关，相互间知根知底，愿意相互照应。
余熙说，他抵达后第一站就赶往当地有名的侨团之一——中国广东花县(花都)同乡会，接着与巴拿马城及卫星城的众多侨团交流，还去了华人的企业、农场。“当地华人的共同反应是，在巴拿马好赚钱，‘货到就能走’。”
在巴拿马，华人中有很多生意人，而中巴建交无疑会为他们的对外交流和生意带来便利。丘永全在巴拿马有自己的食品加工厂，生产面包并在当地销售。他经常回中国购买器具、机器，多的时候一年回四五次。中巴建交后，他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协会。“我们团队里有中国拉美统一促进会的总会长，有巴拿马国立科技大学校长，还有经济学家等，希望能在交流和合作中帮上忙。”
廖展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1996年中国大陆在巴拿马设办事处后，华人的签证麻烦得以解决，从这个层面看，中巴建交对他们影响不大。但受建交影响，巴政府对华人变得更友好，本来，每五年一次的大选，华人手中的选票就越来越受重视。他认为，未来中国人在巴做起事来会更方便，原来不了解、不知道巴拿马的人现在熟悉了，去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
巴拿马政府的态度也让华人受到鼓舞。余熙说，今年6月13日中巴建交的消息宣布后，他迅速收到来自旅巴华人的大量庆贺信息。他了解到，当地侨界欢欣鼓舞，几个大的侨团包下酒楼庆祝，而巴拿马总统则带着副总统兼外长、旅游部长、首都巴拿马城的市长，来到中国餐厅与华侨一同庆祝，这种场景在以往、在别的国家都是很罕见的。
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国内政局稳定，巴拿马这些年从周边吸引了不少华人移民。丘永全说，据他估计约有4万到6万人。被吸引的还有中资企业，由于委内瑞拉等国经济不景气，不少公司选择转战巴拿马。
在巴总统巴雷拉刚结束的访华行程中，中国贸促会组织了一次中巴企业家论坛，岚桥集团董事长叶成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两国这次签署了将近20份涉及各领域的合作协议，“把中巴关系迅速推向全面合作的新阶段，更多的企业将因此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