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１６日发表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撰写的题为《金融危机十周年：反思危机教训，引领经济学革命》的文章。文章说，经济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意味着其内在逻辑并不会“过时”。然而，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和对经济政策的指导能力却常常跟不上实践的发展。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经济学带来的挑战并不亚于始于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大萧条。１０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小修小补，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旧貌依然。展望未来，基于对危机教训的总结探寻“有形之手”、“无形之手”之外的“第三只手”，这将引领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在对“市场—国家”关系再认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必须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稳定性和公平性方面的作用，而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探究则不能脱离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深度融合、高度关联的现实。全球金融危机后，一场必要的经济学革命仍未到来。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论》）的出版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也奠定了政府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纵观战后经济学的演进历程，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理论创新往往来自于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所面临经济困境的反思，其政策影响则体现在对于“市场—国家”关系和政府作用的再认识上。
将２００８年与１９２９年作类比是恰当的。２００８年爆发的那场危机也被称作“大衰退”，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仅次于１９２９年爆发的“大萧条”。之所以没有出现1930年代那样灾难性的后果，及时、有力、开创性的政策干预是主要原因。如果说世界经济在危机爆发时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之后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由于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并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
相对于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积极创新，经济学对危机的反应是迟缓的，无力的。截至目前，经济学家所做的不外乎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事后探究，对一些原来忽视的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并对危机应对的政策进行追认式的“背书”。然而，一场经济学革命期待已久，仍未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