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是位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东亚经济研究局以及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联合报告，其中澳大利亚方面的核心人物是彼得·德赖斯代尔，专门研究东亚贸易问题的资深专家。该报告还通过了我国大部分政治精英的讨论，包括前总理、总理内阁、外交部、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等。
它是在两国专家的共同指导下完成的，澳大利亚方面包括前总理内阁首脑伊恩·瓦特，前生产委员会主任加里·班克斯，前国家评估办公室首席艾伦·金杰尔，前总理内阁官员及通讯部主任希瑟·史密斯以及新一任央行行长菲尔·洛维。
提议中关于投资方面的变化十分全面，并直接针对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制度，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事实上，它认定现有的安排从长期来看站不住脚，认为他们承受着“通过增加成本以及在澳大利亚经商的不确定性以震慑中国”的风险。总之，如果澳大利亚让中国投资难度加大，那么这些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将寻找其他的落脚点。在墨里森否决了中国对新南威尔士州电力资产的资本招标后，民众普遍要求对于这份报告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这份报告中提到的最高要求是放弃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有关“国家利益”问题的自由决定权和逐案审批制度。当然，这样做的背景是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的一个债权国，其行为具有全球性的意义。报告还说，澳大利亚已经回落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
但就经济规模来说，澳大利亚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近期45%的中国资本都集中在房地产市场。
该报告主张加快推进一个新的双边投资协议，内容包括给予中国以和他国平等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更慷慨的待遇，特别是国有企业。报告认为，由于澳大利亚监管的不确定性，我们将无利可图。该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允许企业自由进出的市场”，以取代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临时筛选。它还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应该确定可以开放外国投资的经济部门，以及那些由国家利益因素决定而需要限制的部门。这样的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监管机构，而不是由财务主管。
报告中说，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建筑和公用事业公司在海外扩大规模，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融资的机会将是巨大的。它认为，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再只是政府的工具”，外国投资者应该根据正常的澳大利亚法律来采取行动，而不是自己预先的酌情评估。
这份报告是在星期一提交给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他感谢作者，并称该报告是在中国过渡到“以消费主导，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且提供给澳大利亚巨大机会的关键时期诞生的。但特恩布尔的态度仍然不置可否。
这份报告是一个分水岭。它来自我们现实中的政策制定的高度，但位于执行机构的能力之外。它是建立在两个假设的基础上的。首先，如果澳大利亚和中国想在经济合作领域深挖其合作潜力，两国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必要的；其次，国家安全、价值观和社会形态的不同，并不是挖掘这种潜力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后者是一个伟大的假设。然而在报告中无法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这一愿景是否会使澳大利亚更易受到中国的战略杠杆的操控，这是否是两国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所导致的的必然后果。
编译：周子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