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敌是友？中国困境就是对我们的最大考验
日前，《与时俱进的伙伴关系——澳中联合经济报告》新鲜出炉，两国呼吁双边关系再上台阶，澳大利亚媒体《澳洲人报》刊载一篇名为《是敌是友？中国困境就是对我们的最大考验》的文章，深度分析了中澳两国的紧密联系和日后走向，现编译如下：
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处理其战后最大战略性挑战的能力现在让人疑虑不决。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中澳双方的知识精英们提出了使两国关系更为亲密的大胆议程。
《与时俱进的伙伴关系——澳中联合经济报告》对双方都是充满前景的挑战，也促使双方更加清醒：报告中的提议粉碎了中澳贸易往来和两国关系“一如往常”的错觉。这也是对这段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所做的最全面的评析。该报告的发布正当其时。中国正无视全球性的准则，加强在中国南海的军事力量；斯科特·莫里森借国家安全之由，否决中国提议的在澳洲的最大投资；我们的外交政策对于如何处理这样的矛盾仍旧一片空白。
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一个事务性国家，我们积极应对并尽力处理着他国引起的各种麻烦，以使事情发展的结果不至于太灾难性，不会如梦游一般向未知方向发展，以免脱离我们大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互相对峙的学派正在研究中国：安全派主要关注着中国的行为对于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性，经济学派则关注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所带来的绝佳机遇，沉醉在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投资热潮中。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地区安全和经济形势会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日益严峻，现下对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似乎还一筹莫展。对国外投资的抵触情绪不断上涨，特别是把目光集中在对中国资本的排斥上。
这份报告是富有开创性和针对性的，它是在目前政治动荡，政治家们名誉扫地的情况下，由社会精英们提出的大胆之作。这是一个关于澳大利亚应该如何最大限度地从中澳关系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蓝图。在这个过程中，它也突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即精英意见和国家的政治需求之间的鸿沟。
在承认中澳关系一定会愈加重要的基础上，该报告有一个10年的愿望，希望能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它寻求一种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力图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正式的合约地位。
该条约将是一个保护性的安排，涵盖了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开放的市场、资源和能源安全、农业以及食品安全和投资。它与日澳条约的相似之处是很显然的。鉴于澳大利亚于1976年和日本签订的《友好合作基本条约》（有时也被称为《奈良条约》），此次条约的目的是给予中国投资以长期以来澳政府对待日本投资同等的地位。
“要达成这一目标的理想化程度是具有挑战性的，特别是从社会形态来看。”该报告说，如果澳大利亚和中国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那么两国间的关系将会成为“一种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间开展合作的模式”。报告认为，这一项目跨越了双边关系，将使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从中受益。
该文件中说到，要实现它的愿景“需要双方政府间高度的信任”。这看起来轻描淡写，然而它所呈现出的双方和谐和共同利益是意义深远的。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鉴于两国间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对立的治理模式，这样的信任可行性大吗？
该报告是位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东亚经济研究局以及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联合报告，其中澳大利亚方面的核心人物是彼得·德赖斯代尔，专门研究东亚贸易问题的资深专家。该报告还通过了我国大部分政治精英的讨论，包括前总理、总理内阁、外交部、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等。
它是在两国专家的共同指导下完成的，澳大利亚方面包括前总理内阁首脑伊恩·瓦特，前生产委员会主任加里·班克斯，前国家评估办公室首席艾伦·金杰尔，前总理内阁官员及通讯部主任希瑟·史密斯以及新一任央行行长菲尔·洛维。
提议中关于投资方面的变化十分全面，并直接针对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制度，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事实上，它认定现有的安排从长期来看站不住脚，认为他们承受着“通过增加成本以及在澳大利亚经商的不确定性以震慑中国”的风险。总之，如果澳大利亚让中国投资难度加大，那么这些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将寻找其他的落脚点。在墨里森否决了中国对新南威尔士州电力资产的资本招标后，民众普遍要求对于这份报告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这份报告中提到的最高要求是放弃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有关“国家利益”问题的自由决定权和逐案审批制度。当然，这样做的背景是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的一个债权国，其行为具有全球性的意义。报告还说，澳大利亚已经回落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
但就经济规模来说，澳大利亚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近期45%的中国资本都集中在房地产市场。
该报告主张加快推进一个新的双边投资协议，内容包括给予中国以和他国平等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更慷慨的待遇，特别是国有企业。报告认为，由于澳大利亚监管的不确定性，我们将无利可图。该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允许企业自由进出的市场”，以取代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临时筛选。它还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应该确定可以开放外国投资的经济部门，以及那些由国家利益因素决定而需要限制的部门。这样的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监管机构，而不是由财务主管。
报告中说，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建筑和公用事业公司在海外扩大规模，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融资的机会将是巨大的。它认为，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再只是政府的工具”，外国投资者应该根据正常的澳大利亚法律来采取行动，而不是自己预先的酌情评估。
这份报告是在星期一提交给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他感谢作者，并称该报告是在中国过渡到“以消费主导，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且提供给澳大利亚巨大机会的关键时期诞生的。但特恩布尔的态度仍然不置可否。
这份报告是一个分水岭。它来自我们现实中的政策制定的高度，但位于执行机构的能力之外。它是建立在两个假设的基础上的。首先，如果澳大利亚和中国想在经济合作领域深挖其合作潜力，两国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必要的；其次，国家安全、价值观和社会形态的不同，并不是挖掘这种潜力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后者是一个伟大的假设。然而在报告中无法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这一愿景是否会使澳大利亚更易受到中国的战略杠杆的操控，这是否是两国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所导致的的必然后果。
编译：周子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