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赴渝】营救杨虎城日本投降后，孙良诚的第二方面军改编为暂编25师。得知我曾是一战区联络参谋的身份后，我成了他们的“肉中刺”，险被找理由枪决，无法立足。
后，经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赵树森中将(黄埔军校六期同学)推荐，于1948年7月任国防部警卫二团副营长。
解放军在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后，大军逼近长江，国民政府决定将总统府和行政院由南京迁往广州，我们国防警卫二团移防广州。
部队途经杭州时，团长魏仪(黄埔四期同学)告诉我，到广州后他将不在团里任职，副团长邢晋贤接任，希望我协助工作。到广州后，我任二营营长。
魏团长离开部队后，往返广州香港，看似做生意。到广州时，约我见过两次面，谈话多与当时形势有关，如内战、李济深宋庆龄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这些谈话使我对形势和国家命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受益匪浅，坚定了适当时机率部起义的信念。
1947年7月初，魏与我再次见面，开门见山地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关押在重庆，很可能会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希望我们团解救杨将军。我当即表示同意。
8月中旬，邢团长将他的弟弟邢竹全(共产党员，抗大二期)介绍给我。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我写报告给国防部四厅请求赴重庆补充60小炮等装备，全团借此开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又在人事上做了些调整。
9月初，国防部四厅同意赴重庆补充装备。我们乘火车到柳州，后只能乘汽车到重庆。但此时租到汽车非常困难，我于是到柳州交通指挥部联系。刚巧，指挥部长官是我在军校的副总队长张权少将，听取我需求后他满口答应。即便如此，租用的几十辆汽车也是费时半月余才到位。全团分批出发。
我的二营第一批出发。不身临其境无法体验“蜀道难”。路上山峦叠嶂连绵不断，盘山公路像一条不见头尾的蛇环绕山腰，每个拐弯都叫人惊心，深渊下还留有汽车残骸。
经过十几天的艰难行程，我们于9月底安全到达重庆。邢竹全立即到重庆两楼口与一个卖包的摊主接头，被告知我们来晚了，杨将军已于9月17日遇难。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难过。我们在人力、财力上倾尽最大努力，未能完成使命，深感遗憾。
【重庆起义】登上新华日报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军已陈兵江南，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已开始撤离。驻防在重庆的胡宗南部队，持续不断地将国防部四厅存放的银元及重要军事物资运向飞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