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一座旧楼里，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老翁崔圣武，曾是国民政府国防部警卫团二营少校营长：在情报战线上，他顶着特殊身份搜集情报护送抗战人士;之后，又领命千里奔渝，试图营救被囚禁的杨虎城将军。在他九十周岁的宴会上，亲友们以极大的热情鼓励他写写过去的经历。亲友的期望打动了老人。在他看来，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记忆的闸门正是从那时打开，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段珍贵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响应号召】一家四口上战场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政府被动应战，短时间内我国众多沿海港口和城镇落入日军之手。济南也深受战火摧残。驻防在黄河北岸鹊山的日军，不定时向市内发射炮弹，市民终日惶恐不安，伤亡民众不计其数。一次，多发炮弹落在经六纬一路的北海医院，造成众多医护人员和病人死伤，惨不忍睹。
1937年8月，国民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将军(回族)提议，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名义，向全国各支、分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回族知识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组织训练回族军事人才投入抗日救国。
山东省各县及济南伊斯兰组织发出动员令。听到消息后，我和三侄崔灿章、四侄崔鸿章、外甥丁来祥一起报了名。按照通知的要求到南京报到，赴广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学习。四人计划经徐州赴南京。到达徐州后因南京战事紧张，学员集中地由南京改为汉口，要求学员直接到汉口报到。
我们四人直奔郑州，由于战事影响，火车站处于无序运行状态，南下旅客异常拥堵。只要是南下的火车，旅客就一拥而上，我们四人被挤散。我和灿章未能挤上车，看着远去的火车非常懊丧，只好上了一辆待发的火车等待。
几个小时过去了，无开车的动静，灿章下去了解情况。火车开动了，他还没回来，我只能一个人守着两个行李包乘车南下。车行一个小时左右停了下来，据说要等两三个小时才开。我想下车找找三侄或是老乡，寻找约半个小时无果。等我回到站台时，车已不知去向，连行李也丢了。
这时，一辆闷罐车徐徐进站，我拼命挤上车，车厢内无立足之地，只好倚靠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稍有不慎摔下车便会粉身碎骨。当车在过郑州后的一小站停靠时，我便不顾天黑急忙下车，返回郑州。后有幸在郑州搭乘一辆闷罐车直达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