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怀德：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坚持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四中全会将进一步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建立科学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处理好国法和党规的关系。事实上，这项工作去年就已经启动。去年5月，党内“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出台，其中就提出了明确要求：制定党内法规应当遵循“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等原则。
目前党内法规和法律适用对象与范围不尽相同，具体到“吃空饷”、“红包”等“法外之地”，虽然达不到贪污受贿的刑事立案标准，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不适合通过法律予以调整，但可以由党内法规加以约束。
为有效约束党员以外公务人员行为，今后可以制定《公务人员伦理道德法》，对公务人员作出规范。制定从政道德法律，也可以解决“道德不能立法”的问题。
新京报：我国有制定《公务人员伦理道德法》的考虑吗？其他国家对从政道德是如何规定的？
马怀德：学界一直有这样的呼声，但是并没有列入立法规划。实际上，通过制定行政伦理方面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公务人员的行为，这已经被不少国家采用。美国、韩国、日本、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比如澳门，普通人可以随时进入赌场，但是公务人员只允许春节期间进入赌场，其他时间涉足赌场就属于违法。
现阶段不宜对反腐体制作大调整
新京报：有学者呼吁设立国家反腐总局，整合纪检机关、检察机关反贪部门、预防腐败局等各方面的反腐力量。你怎么看？
马怀德：设立国家反腐总局的呼声一直存在。去年三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是否需要设置相对独立的统一的反腐机构，这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正处于反腐的关键时期，四中全会后会继续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所以现阶段不宜对反腐体制作出大的调整。
新京报：你曾经建议制定综合性的国家反腐败法，四中全会后有必要制定这样的法律吗？
马怀德：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综合性的国家反腐败法，这需要探讨。当务之急还是制定源头防腐的基础性法律、规范权力运行方面的法律，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信息公开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组织法》、《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行政问责法》等。
官员判处死刑少不等于量刑轻
新京报：司法改革被指将是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此前，一些贪腐官员的量刑标准，引起了关注。据测算，2001-2011年间，超过100名被查的副部级以上官员中被执行死刑的只有5人，不少人获缓刑。有人认为对一些官员的量刑标准较轻，你怎么看？
马怀德：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的司法原则之一。不能仅凭判处死刑的官员数量比较少，就得出量刑较轻这样的结论。该不该判处死刑，刑法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四中全会应该会对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方向--“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作出进一步部署。“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有利于促进包括职务犯罪在内的所有案件，公正裁判。具体到反腐，能有效解决地方腐败案件领导干预司法、重罪轻判等问题，更能避免利用“保外就医”逃避惩处等问题。
新京报：四中全会召开前，另一个讨论热点就是“双规”。来自最高检专家座谈会的消息，对于官员贪腐犯罪，中纪委和最高检计划合并“同类项”，就是纪检办案过程中发现官员涉嫌犯罪，直接移送检察机关。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双规”有可能淡出。你赞同吗？
马怀德：合并“同类项”并不意味着“双规”会淡出。“双规”推行20余年来，对于腐败案件调查取得突破、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行《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这是“双规”的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也对贪腐等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作出了规范。
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合并“同类项”，双方进一步完善对接程序，有利于整合资源，避免“双规”对象泛化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