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蒋介石为红军长征“放水”。这几年，有人强调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将之建成抗战的大后方，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然后中央军趁机尾随而入。如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海外一位女作者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她甚至径直断言：“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一方面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故意“放水”。这就贬低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放水”红军去西南，他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锁线，红军又为何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为何会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地在敌人包围圈中来回穿梭？如果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他又为何不断严令部下加紧追剿，并在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显而易见，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臆测。
否认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中的领导地位。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近年来有人质疑这个提法，认为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军事上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