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类案件的判决中，焦点在于，涉案交易行为的性质认定和交易行为的效力问题。上述津贵所案件判决书显示，涉案交易的交易对象是延期合约、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同时采取保证金制度、建仓和平仓对冲机制、T+0交易制度、限仓和强行平仓制度等，因此认定其从事非法期货交易。
目前这些模式在业内仍普遍采用，但在相关案件审理中，却难以获得同样的裁决。王德怡解释称，这类案件在交易行为认定方面，法院往往直接采纳国务院标准，而非采取证监会的标准。根据是，证监会制定的标准是部门标准，不是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协议无效的依据。
国务院相关文件对非法期货交易行为的认定有“属地原则”的规定，即首先由当地证监局认定。多份民事裁定书显示，部分法院拒绝受理的理由是，“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不包括期货交易，其不属于期货交易所”。
上述案中法官则表示，认定具体交易行为性质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应当首先采用监管部门的具体规范性文件。认定具体交易行为的性质和认定交易行为的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在适用法律方面有所侧重，因此采纳证监会2013-111号文中关于标准化合约的认定标准，是符合法律要求的。
王德怡表示，这一点很难复制到津贵所的其他案件中。这起案件调查取证的过程很复杂，其中一份重要材料来自于深圳证监局向深圳经侦局提供的“津贵所139号会员天津国腾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擅自从事期货交易’”的复函认定。
在采纳何种标准上，法院有其选择空间。在全国各地的类似案件判决中，呈现明显的地方分化特点，“北京、上海等地法院很多认为此类案件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并作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裁决。”王德怡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