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决定着只要“擎天柱”倾斜，整个经济就会快速下滑。近年来，东北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积极变化，但转型速度滞后于其他东部地区，甚至是一些西部地区。
“十二五”期间，贵州省的GDP从4000多亿元加入到万亿元俱乐部，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数据相关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到2000亿元规模。曾经在贵州工作多年的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行长贾天兵对此感慨颇深：“东北地区这些年没有成长起这样能够撑起一片天的新产业，总是围着传统产业转。这是东北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到东北一些地市考察过投资的海南中小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郭珊娜等反映，东北一些地方官员眼里只有大工业、大企业，看不上规模偏小的新产业，如在智慧旅游、智慧制造等方面资金配套鼓励措施就不突出，而南方一些地区则可享受外资同等待遇。
技术转化：“不得不舍近求远到外地”
中科院金属所李依依院士说，东北是装备制造业基地，按理说我们的成果更应该在本地转化，但一些科技成果出来后，科研院所曾专门到一些国有大企业去推广，可企业决策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定下来。而南方的民营企业主动上门来要技术，当场就可以拍板。
去年以来，东北地区不少党政干部到深圳招商或取经，受到很大震动。他们将东北与深圳对比后认识到，重要差距在于创新能力。他们认为，从创新资源来看，东北并不逊色，但因为一些地方缺乏激励创新与转化的机制，科技成果和创新人才外流，结果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东北科研机构和大学众多。在吉林，其科技成果丰硕，但还是有一些“养在深闺人未识”。再看辽宁，中科院在全省就有6家研究机构，在本省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与在其他地区转移转化的比例为1：6。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党委书记邹泉清说，东北有些地方政府办事效率低，服务意识比较欠缺，有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一两年都办不下来营业执照，有些项目不得不舍近求远，到长三角、珠三角转化。
此外，东北不少国企对科技人员创新激励措施有限。购买科技成果的经费审批程序较多，还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不少企业负责人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近两年，东北一批科技型企业迅速成长。比如，依托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辽宁新松机器人公司产值以20％的速度增长，长春光电领域的科技小巨人企业飞速发展，显示出新的气象。但是这些创新力量尚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仍需广泛培育和扶持。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表示，如果把地区经济比作人的躯体，创新就是造血的骨髓，东北经济欠缺的恰恰是骨髓。创新能力上连体制机制，下接结构调整，关系到东北经济能不能换上新引擎、走出新路子。
包袱沉重：“三座大山”成发展之痛
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国家对国企拨改贷后，东北国企的冗员、债务等负担日益沉重，成为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第一轮振兴时，国家支持东北打了一场减员分流、建立新型社保体系的卸包袱战役，但限于当时财力，不少负担并未彻底解决，形成历史遗留的“三座大山”。
一是厂办大集体问题久拖未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安置回城知青，国有企业围绕主业兴办一大批大集体企业，如今普遍陷入困境。这个问题在东北尤为突出，绝大部分企业停产、职工社保中断。
这一问题还加剧国企经营困境。据黑龙江龙煤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近4年来企业亏损严重，仍然背着大集体职工的生活费用和社保费。在东北几乎每一个国企都有这一问题。一位国企负责人苦笑说：我们背着包袱和同行竞争，怎么能取胜？
一些国企负责人测算过，受工资基数上涨等因素影响，每拖四五年，改革成本就会增加一倍。
二是企业办社会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性负担重。当前，东北相当数量国企还背负着办学校、医院、物业等包袱。大庆油田每年为此要支出29亿元，沈阳机床集团近年来也为此花了近20亿元。“我们有上万职工，背负了2000多人的大集体企业，加上办社会的负担，产品成本降不下来。”沈阳机床股份公司总经理赵彪说。
东北拥有全国最大的退休职工群体。从全国看，2.87个在职者“养”一个退休职工。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是1.79、1.53和1.33个在职者“养”一个退休职工。这导致三省养老金发放压力巨大。
三是部分城市资源枯竭转型艰难。全国划定的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东北占了21个。煤都抚顺从建国初至2000年，以调拨价格向国家输送原煤7亿吨，长期开采使城区中心形成两个近20平方公里、深达400多米的大矿坑和18平方公里采煤沉陷区，极大妨碍城市拓展发展空间，当地政府疲于应对常年频发的地质灾害和城市安全问题。抚顺市发改委主任王金华说，市财政保证刚性支出都不容易，难以承受采煤沉陷区治理费用。
一些专家分析，这些历史包袱若不加以有效治理，就会引向动力衰退的“死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