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制种基地和生产风险问题，财政支持的国家级制种大县奖励、制种保险试点等政策，逐步在甘肃、四川、海南3大国家级基地和58个制种大县（市）推开。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安排制种大县奖励资金9亿多元，杂交水稻、玉米和小麦繁制种保险试点达160万亩以上，显著增强了优势制种基地抗风险能力。
种业改革的第二块“硬骨头”，是要解决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让科研院所的资源“活”起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科技人员实行科研成果的权益激励，是激发创新活力的最有效手段。”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
农业部、科技部2014年选择4个农业科研单位开展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对科研人员在成果中所占的比例划出了最低线，新品种权的权益比例不低于40%，育种材料的比例不低于60%，大大高于当时不低于20%的规定。科研人员吃了颗“定心丸”，推动了科研成果向企业流动。今年7月份，这项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
随着种业科研体制的重大转变，科研院校与所办种子企业完成“事企脱钩”，实现了“两分离”，科研院所在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上持续取得新突破，中国与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种企搞研发 行业重布局
一系列改革举措，提振了种业界的发展信心。“国务院文件出台之前，我们是有顾虑的，现在明确了企业是商业化育种的主体，我们有了底气，可以放心大胆地搞科研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秀宽说。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研发上不断加码。2015年，全国种业前50强研发投入13亿元。
中国种子集团总经理张学工告诉记者，中种集团每年超过1亿元资金用于研发，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10%，与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比例基本持平。在中种集团武汉光谷科技中心分子育种实验室，基因组育种部总监周发松博士说，研发中心初步建立了SNP芯片检测平台及全基因组选择育种体系，研发了全球第一张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
2015年，全国种业10强、50强销售额分别为130亿元和270亿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18%和35%，比2011年分别提高3%和5%；前50强净资产总和近250亿元，比2011年增长1倍多。
5年来，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空前活跃。中信集团出资27.9亿元入主隆平高科，中农发投资12.6亿元并购山西潞玉等8家种子企业。截至2016年，全国持证种子企业4333家，比2010年减少50.2%，企业“多、小、散”状况明显改善；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种企达200多家，比2011年增加2倍多。（经济日报记者 乔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