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不确定焦虑”持续发酵。杭州湾大桥项目运营初期，2009年营业毛利率为63.93%，属于比较高的回报，但运营5年后，相隔不远的竞争性项目杭甬客运专线和杭州湾第二通道建成通车，致使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部分社会资本迅速撤出。
广州一家基础设施投资集团的财务主管说，面对PPP大餐，不少民资陷入犹疑。其主要原因是，在不少PPP案例中，政府方的变动导致项目产生“质变”，民资由于处于弱势缺乏保障，担忧“兑现”不确定性的情绪持续发酵。
三是“融资困境”难以摆脱。在一些省份，国有企业通过发债等手段，部分融资成本可以控制在3%左右，一般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则至少达到8%－10%。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说，PPP主要适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民营企业总体规模较小，实力较弱，融资难度大，制约其参与PPP项目的机会。
广西南宁市PPP中心副主任农强超说，南宁PPP项目的合作伙伴很少有民营企业，这与民资实力有关。市里原则是要求10亿元以上，民企自己可以拿出一定资本金，但难以一次性拿出现金，而银行相对而言会更信任国有企业。
破除“瓶颈”亟须机制创新
有关专家建议，在当前投资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有关方面应加大力度，破除“瓶颈”，推动民营资本更快、更好进入PPP投资领域。
其一，建立免责机制。广西发改委有关人士说，做试点，要允许成功，也要允许失败。推动PPP项目开花结果，要有风险承担机制。
周凯波说，进一步推动民营资本进入PPP领域，不仅仅文件上要“撤门槛”，在现实运作中，还要通过立法、立规来消除政府工作人员的顾虑。要明确界定故意、过失与不可抗力因素，进行区别对待。
其二，创新合作方式。孙洁说，从客观上讲，央企的综合能力比较强，因此中标率方面确实比民企高，但民企也有其自身灵活性的优势，“如果能协调建立央企与民营资本合作的联合体，那么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说，要采取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要在PPP项目中推动混合所有制，鼓励民企、国企、外企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共同推动项目建设、运营。民间投资不一定就是民营企业投资，要鼓励把分散的民间资金通过设立基金等方式积累起来，以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到PPP项目当中。要鼓励民营企业之间加强联合合作，通过组建联合体等方式共同参与PPP项目。
业内专家一致认为，要鼓励民营资本加大融资力度并适度对民企增信进行支持，引导各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及PPP基金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优先为民企PPP项目进行金融服务。探索出台奖补民企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标PPP项目的政策。
其三，合理设计权责。不少基层干部认为，责权利对等的制度设置，对于加快民资进入PPP领域具有关键作用。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旭初说，必须设计合理的合同范式。从地方政府角度看，订立的合同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要明确责任分担、收益分享、风险分摊、项目监督等多方面的内容。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合同订立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根据市场环境和项目的变更设定动态调节机制，保证社会资本的收益率。广西财政厅有关人士建议，加快推进PPP立法进程，解决立法缺位问题，在明确义务的基础上，切实保障PPP合作双方权益，免除企业后顾之忧，让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放心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