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目前主要问题是经济的持续下滑压力大。为防止硬着陆，摆脱通货收缩压力的不良循环是关键。通货膨胀对经济有很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可能比通货膨胀更难克服、延续的时间更长，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可能比通胀更严重。
我们需要一整套
比较完整的适合国情的经济政策
上海证券报：如何摆脱通缩压力？还是采取老办法，加大投资刺激力度吗？2008年，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到现在还难以消化。中国还能承受再一轮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吗？
余永定：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我们需要一整套比较完整的适合国情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在不恶化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有效需求，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为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收入翻番宏伟目标，这也是“十三五”规划一个核心的指标，“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一定要略高于6.5%。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下滑。为了保证经济增速不进一步下跌，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充分灵活的汇率政策。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政府主导投资于基础设施，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依然相当大，包括城市的管网建设、北京地铁改造、长江生态环境改善、现代化的卫生系统建立和完善等等。所以说，现在不是没有能够利于改善经济结构的投资，再搞比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是存在的。
上海证券报：大规模刺激政策会不会带来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会不会走老路？
余永定：为了吸取2008-2009年的经验教训，必须仔细规划、从长计议，把刺激计划设计得更为周详，尽量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使刺激计划完全可以和“十三五”规划有机结合。
需要强调一点，刺激计划的融资方式应该与“4万亿”显著不同。具体地说，应该以财政融资为主，而不是主要依靠银行信贷。
这次应该靠财政支出，政府出钱。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是政府带头投资，政府花钱，这里有一个挤入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承担主要风险，政府让利，民间跟进。财政的钱从哪来？很简单，发国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陷入通缩。政府当时通过发行国债方式解困，当时不少人担心财政赤字。但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之后，中国的财政赤字反倒减少了。日本当年十分害怕公共债务增长。当公共债务占GDP比为91%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开始搞财政重建，使公共债务占GDP降下来，结果很快出现经济衰退。现在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比已经达到230%以上。日本官僚当年害怕的公共财政危机依然并未发生。根据国际经验，考虑到中国目前公共债务对GDP之比还不算太高，如果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6.5%的水平上，把财政赤字提高到4%应该是安全的。
增发国债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推动国债市场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要建立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率曲线。如果庞大的涉及面非常广的国债市场这条曲线建立不起来，一旦所有的金融产品不能正确定价，会出现大量的投机和套利等等混乱现象。因此，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刺激了有效需求，又发展了我国金融市场，何乐而不为？
政府应该通过发放国债为刺激措施融资，国债的发放对象应该是中国居民和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则应进一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持。例如，货币政策应该有助于国债的发放、有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理论上，克服债务—通缩恶性循环，不但要刺激有效需求，而且要实施债务重组。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未来一两年中，中国恐怕也难免再次开展大规模的债务重组。
此外，为了确保央行能够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必须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鉴于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些脆弱性，必须继续坚持资本管制。
总之，2016年，面对通缩压力和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严峻挑战，中国在推进结构改革、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应该结合“十三五”规划的落实，执行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产品提供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持。同时，中国应该加快汇率制度改革，通过市场供求，并辅之以资本管制，实现汇率稳定和双向波动。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只要政策对头，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稳定较高速度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