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为正这个事实是否能够否定通缩压力的存在呢？否。CPI为正，主要是工资上涨、老龄化的结果（对食品、娱乐教育与文化、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工资上涨快于CPI上涨，意味着企业利润受到进一步挤压。此外，中国大量借债的企业是制造业、国有企业、大企业，其他产品和服务价格微升的企业大多是从事服务业的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负债负担本来就不高。因而，CPI上升对于实际债务上升的抵消作用十分有限。总之，CPI为正并不能否定中国存在通缩压力。相反，同CPI和PPI皆负相比，CPI微正、PPI为负，对经济造成的下行压力更大。
如果你接受中国处于通缩压力状态这样一个判断，你就必须警惕经济增速下滑的顽固性和持续性。事实上，我们从2012年开始等待增速反弹，但增速没有反弹，而是逐年下降。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现反弹。如果真是如此，中国确实没有必要引入什么刺激措施。大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走出一个L型。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经济是处在L的一竖上还是在一横上。经过四年的等待和失望，我现在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因为我们没有看到PPI回升的迹象。换言之，物价下降和有效需求减少的负循环还未结束。
难道我们不可以通过增加消费需求增速的办法来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骤降带来的影响吗？当然，这最好不过。而且政府确实应该采取措施，鼓励居民消费，但居民消费需求主要是居民收入和财富变动等一些变量的函数。很难设想，如果GDP增速大幅度下滑，居民消费能保持足够快的增速，以致能够抵消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造成的下行压力。此外，出口增加也能帮助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为了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在未来5年内，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必须保持在6.52%以上，这个目标还要不要保？目前，银行不良债权在增加，如果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不良债权就会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不仅如此，虽然目前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但除极少数大都市外，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房价下跌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势必会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2015年以来资本外流和外逃增加，市场信心有待提振。如果GDP增速进一步下降，信心从何提振？资本外流和外逃如何遏制？人民币汇率如何稳定（应不应该稳定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之，中国必须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跌破某一底线。否则，就必须采取措施，摆脱通缩压力的不良循环，防止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滑。
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结构调整并不矛盾
上海证券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当下最热的词汇，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
余永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概可以理解为结构改革吧，结构改革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劳动结构、产能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概也包含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变人力和资本投入驱动为创新驱动、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等。供给面的结构改革必然包括对某些工厂和生产设备实现“关、停、并、转”，即对现有资本存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供给结构合理化，必须调整需求结构，只有这样，未来的供给结构才能变化。例如，旧产业的淘汰和新产业的发展是要靠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实现的。在调整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很难避免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例如，在房地产投资减少的同时，消费需求未必能够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产能过剩。但是，此时的过剩产能（如果钢铁产能过剩）并非完全无法利用。如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部分产能中的相当大部分就可以得到利用。而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计划得当，不仅可以弥补因投资结构调整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且可改善未来供给结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很大、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只要规划得当，基础设施投资并不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经济结构的恶化。把北京的地下管线修得好些，把地铁的安全隐患减少些，把城际交通搞得更为现代化些，总不至于会恶化经济结构吧？相反，稳定经济和收入增长是为结构调整的深化奠定坚实的基础。需求管理同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总之，供给面的结构改革不排斥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也不排除结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