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潘老回忆，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在会上发言说，当时清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到校后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当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表明，为现代化建设储备人才刻不容缓，恢复正常的高考选拔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1980年到1982年间，1977年、1978年考录的共67万多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金77、银78”，对当时人才稀缺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些大学生们像金银一样珍贵。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介绍，恢复高考后3年入学的90多万学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
除了选拔人才，实现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公平也是高考制度的题中之义。在恢复高考4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不乏寒门贵子的佳话。
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平文仍清晰记得，年少的他为减轻家中负担，走街串户卖冰棍的情景。因为家境贫困，一家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张平文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4年，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高考，很多像我这样农村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出来，更不可能做学问。”张平文说。
对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院长周宝英来说，高考不仅是一次考试、一项制度，更是一种意义深远、蕴含丰富的精神，一种为理想奋斗的精神，一种公平正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