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比识字更重要”。这是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妇联合作扫盲时提出的口号。
谢丽华认为，“赋权”在精神扶贫上依然很重要，应该让农村妇女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法律知识、妇女权利，提高她们的自信心。
精神上的扶贫需要团体的支持，然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真正属于妇女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却是凤毛麟角。
“在杨改兰事件中，看不到社会上支持的网络和系统，不管是社会组织，还是群众团体都是缺位的”，谢丽华觉得，如果杨改兰所在的村里有一个属于农村妇女的组织，哪怕只是一个小组，或许对杨改兰有很大的帮助。
而在各地筹建农村妇女组织，正是谢丽华20多年来一直所坚持的目标。通过农家女与妇代会、村委会等组织合作，让妇女广泛地参与到如农家女书社、心理健康知识小组，从中挑选能够代表妇女利益、建言建策的妇女骨干，作为农家女的“种子”，像滚雪球一般，把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吸引进来。
自杀干预少得可怜
一年又一年，故事悄悄发生着……
然而，在农村妇女自杀率下降的背后，悲剧也时有发生。
从1993年创办《农家女》以来，无法统计谢丽华曾接到过多少封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紧急救助过多少找上门的农村姐妹，又通过办学校和推进农村女性发展项目帮助过多少农村女性。
“没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加重要”，谢丽华说，这是《农家女》一直坚守的信念。
1996年，《农家女》杂志受到一封来自河南新乡的求助信，笔名为小芳的一个姑娘在信上说，如果等不到回信，就自杀。因为没有写明具体的地址，很难找到她。于是谢丽华在杂志上，撤掉了原本的《主编心语》，连夜写了一篇《小芳，你在哪里？》的一封信。
许多农村妇女甚至将《农家女》杂志当作最后一根稻草，经常写信来求助，这些原因促使着谢丽华这样做。
谢丽华依然记得十几年前，曾到过云南省的一个村庄调研，村庄有一个很深的水潭，一位农家女成员告诉她，自从嫁到这个村子以来，就有8个人跳水自杀。
“这是可以干预的，应该把防止自杀问题提到公共卫生领域，”这是谢丽华几十年来最大的感受，她觉得不能对农村妇女自杀问题不闻不问，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各个国家都有，我们应该去做，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早在10几年前，“农家女”预防农村妇女自杀项目，在一些村庄，取得了比较好
的经验。“农家女”曾在河北的一个村庄，做了3年的自杀干预项目，原本几年之内有25起自杀事件，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这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这样的项目在推广上却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大的，当我们把这个干预、预防农村妇女自杀项目推广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相关部门都把这当作负面事件，不太容易被接受，这些阻碍挡住了推广的道路”，谢丽华的语气中充满了遗憾。
事实上，妇联也曾委托中华女子学院做过一次全国妇女自杀的大型调查，以此推动预防农村妇女自杀的现象，但最后这个调查无果而终，没有出一个像样的报告。
杨改兰事件的发生，更加促使谢丽华和农家女团队用行动去突破这些障碍。
“自杀率一直都在下降，但下降不等于不发生。”这也是一个警钟，杨改兰事件发生后，农家女的成员也反馈了自己的村庄，又有不少恶性自杀事件。
在谢丽华看来，不应该把自杀行为私人化，应该提升到公共卫生层面去关注它、干预它。而这种干预，是可以预防更多人自杀。在预防农村妇女自杀方面，心理健康知识应该往下普及，比如在精准扶贫当中应该结合精神上的辅助，此外，妇联在农村的组织也要健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