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年轻人群尤其是农村妇女自杀率便开始大幅下降。那时，正是民工潮、城市化的开端，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走向城市，城市给了工作及教育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为年轻的农村妇女提供了保护，使得她们远离导致自杀的三大因素：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家庭纷争以及容易得到农药。她们生活的机遇以及经济独立性在那段时间迅猛提高。与此同时，医疗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捷以及对农药的管控使自杀未遂而减少自杀率。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妇女地位的提高”，桂华博士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村自杀率整体趋势一直在下降，尤其是农村妇女群体自杀率下降很快，过去农村妇女一直是受压抑的群体，地位低，所以自杀率高。在短短10年间，男女不平衡的地位发生逆转，家庭地位逐渐平等。
然而，在极低的自杀率背后，隐藏着深深的隐忧。
根据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及最近经验主义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经济发展的放缓导致社会压力的提高、老龄化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负担的增重，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的不稳定，中国的自杀率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发生反弹。
叶兆辉表示，有时城市化对于自杀率降低起到有利的作用，但只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在过往十年，自杀率也有上升趋势。因为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慢慢消失。逐渐增大的压力等因素会开始抵消最开始城市化所带来的优点。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在今年7月发表的《分解中国自杀率的变化，从1990到2010：老龄化与城市化》中指出，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看起来到了停滞不前的阶段，已经到了会被削弱的阶段。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自杀率必然会提高。未来经济发展和就业情况充满困难及不确定性。故而，未来中国自杀率的发展轨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社会如何应对巨大的改变，人们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对待压力，以及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是否能够被改善。
精神扶贫缺位
中国自杀问题存在的隐忧，不仅在于自杀率有反弹的可能性。精准扶贫及其精神扶贫都存在缺漏。
“杨改兰事件给精准扶贫敲响了警钟”，谢丽华认为，这件事反映精准扶贫存在许多问题。
9月16日，甘肃康乐县发布最新通报中称，在杨改兰事件中，对扶贫政策的落实不完全到位。基层在贫困户识别和退出过程中有简单化操作的问题，仅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用村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享受低保，没有综合考虑杨家的实际情况，方法简单粗糙，缺少对杨家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贫困的家庭却评不上低保户，无疑折射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桂华博士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表示，在精准扶贫中，农村低保评选的标准怎么制定，怎么评选，在农村的实践中，没有严格准确的收入标准来统计。
“贫困户给谁，大家都不同意”，桂华认为，农村一般存在相对贫困的情况，大部分村民的家庭情况差不多，一边在外打工，一边在家种几亩地，很难算出真正的家庭收入。所以，贫困户的评选是基层干部非常头疼的事，采取村民投票评选的方式，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个办法也的确存在问题。
除了经济上的精准扶贫存在缺漏，精神扶贫显得更重要。
“精神扶贫应当和精准扶贫同步跟进。28岁的杨改兰，没有上过一天学，一直生活在封闭的村庄，甚至没有走出过家门，对于这样的妇女，她们应该得到怎样的救助？”在谢丽华看来，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在扶贫上，精神上的扶持比给钱更重要。经济上的扶持应该和精神、文化、心理方面同时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