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悲剧谜团农村自杀问题透视
自杀，并不仅仅是一件隐秘的私事，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它还指向更复杂的社会伦理和生存逻辑。
深圳晚报实习记者黄嘉祥黄艺琳
没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重要。
8月26日，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喝下农药自杀。她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后事，喝下农药自尽。自此，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剩下七旬的杨兰芳和五旬的杨满堂。
惨剧一出，随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人质疑为贫困所致。9月9日，国务院扶贫办调查组到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开展调查。
9月16日，甘肃康乐县发出了一份《康乐县“8·26”特大故意杀人案调查处置情况的续报》，对康乐县副县长等6名干部作出处分。
随着社会舆论的聚焦，以往被遗忘的农村自杀问题重回人们视野：精准扶贫的缺漏，精神扶贫的欠缺；极有可能反弹的自杀率；自杀干预机制的匮乏又一次拷问着社会。
自杀隐因
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一条极端的末路。
“杨改兰事件，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案例，不能以偏概全。”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说。
叶兆辉从1996年就开始关注农村自杀问题，那时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他也见证着农村自杀率降低的变化。叶兆辉表示，每一个自杀个案的发生都具备其特殊性，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难以预料。在农村，很多时候因为“一句话”，或者突然想不通，都可能引发自杀。
“所有的自杀都是非常沉重的，都是积累了很多矛盾之后的突然爆发。”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桂华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表示，贫困本身并不会造成自杀，杨改兰走向自杀，中间还有很多因素没有被发掘出来，包括许多偶然的因素。根据媒体报道，杨改兰的家庭存在内在矛盾，她在村庄中也是比较孤立的，而孤立的人际关系会影响家庭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65岁的谢丽华是中国最早一批关注和研究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学者和媒体人之一。1993年，她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为农村妇女服务的《农家女》杂志，1999年时主编了一本《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先后创办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等公益组织。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预防农村妇女自杀等帮助农村妇女的项目。
谢丽华分析说，出现采取残忍的手段和孩子们同归于尽个案，里面有轻生者的无助，也有家庭矛盾，“一个也不留”，体现了对家庭的反抗。
对此，叶兆辉则认为，极端个案蕴含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轻生者把子女当成是他们的财产。不过，这种传统的观点是不尽责任的。即便是这样，妈妈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生命。
五条生命的结束并没有终结这个悲剧。一周之后，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服下了高毒杀虫剂。
“你可以想像在当他的丈夫经历了这一切后，还有面对社会对他的控诉或是标签化的看法，对他而言是无法忍受的。”叶兆辉认为，在社区中，有一种关爱的能力非常重要，当别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并非用歧视的目光去看待，这些都需要积累。
如今，随着一家六口的离世，走向末路的谜团也湮没于尘土中，沉寂于中国式农民自杀的冰山一角，唯有把个案放回时间的维度上，才能探寻自杀背后的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