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完成了职业的启蒙与淬炼，1998年周健工赴海外求学，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SAIS）硕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国际金融。期间，在加拿大多伦多《星岛日报》任记者，主要报道政治与公共事务；还曾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担任研究顾问，研究中国社保改革，先后参与研究及翻译了报告《银发中国》、《中国退休制度改革的长征》等有影响力的项目。
这样的职业经历，让周健工在财经领域长袖善舞之时，也开始思考媒体的未来。
2010年，在福布斯中文版工作一年多后，他写了一篇名为《报纸不会有末日》的文章。彼时，以iPad、kindle为代表的电子终端正在冲击报纸的市场，周健工的看法是，“报纸这样一种代表了公民、社区、文化、文明、民主的产品，如果因为所谓技术的冲击而早夭，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遗憾”。他认为，现代报业的崛起是和国家的民主化、城市化、中产阶层崛起等相关联的，而中国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中国市场化的都市报和财经媒体，某种程度是担当了这个使命的，但这个历史太短。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周健工还从经济和可持续的角度来力证报纸存在的特殊价值。“同样是阅读30分钟，读报比用电脑上网少排放20%的碳。上网搜索一次，相当于排放7克二氧化碳，而上网搜索15次对气候带来的影响，相当于印制一份报纸。报纸可以循环利用6到7次，但电子装置的循环利用就差一些。”
时间很快走到了2013年。这个时候，媒体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触动周健工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著名科技记者莫博士（Walt Mossberg），在TMT领域里的影响力远超了其母体《华尔街日报》，后来出走成立了自己的科技新媒体公司。这让他开始思考，在传统媒体组织中，个人的权力在增长，越来越多的价值来自个人，而不是媒体机构。
同样的所谓主编，象征的是传统的媒体组织方式，一个集中化的媒体生产与传播，对受众应该接受什么资讯进行专业化筛选。但是，这种“掌管传统媒体内容及内容创造者的主编，集中式管理采访、写作、发布过程的主编”，已是穷途末路。
周健工宣告，主编这个职位正在消亡，而“主编的一些技能已经算法化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主编的工作方式，可能不再单纯地使用文字，而是学会驾驭代码来制作新形式的内容，管理信息流。
是的，如今回头来看，目前移动客户端上的主编，已经被机器算法和个性化匹配推荐所代替了。
回归转型
宣告“主编之死”的两年后，周健工回归他参与创办的第一财经，头衔除了总编辑之外，更重要的职务是上海第一财经CEO。
2015年6月，阿里巴巴以12亿元的投资入股第一财经，同样重磅性的新闻是创始总编辑秦朔离职，周健工回归接任。
时光再次回溯到2003年。
上海滩著名的媒体大佬黎瑞刚，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了彭博、路透、道琼斯，突然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也有这样的媒体存在，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他主导当时的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和上海广播财经频率创办了第一财经电视。2004年，上海文广集团联合南北两家大报《广州日报》与《北京青年报》，三家联合创办了《第一财经日报》，系全国首家财经类日报。其中，代表《广州日报》投资入股谈判的秦朔，谈着谈着就变成了一财的人。
此时，周健工也加入了第一财经日报的创始团队，出任编委，负责国际经济新闻及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