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建议法国人多到武汉看看
吴建民在纽约工作过10年。一位警察局局长曾告诉他，纽约有200万无家可归的人，但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他说，这与中国文化有很深刻的渊源，“中国人吃苦耐劳，在异国他乡扎稳脚跟的能力很强”。
1998年至2003年，吴建民担任了5年中国驻法国大使。他认为，希拉克是最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一次，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成元曾拿了一本中国青铜器大全给希拉克看，希拉克爱不释手，指着其中一件青铜器问，这是二里头二期还是三期？马成元大惊，因为根据他的经验，中国一些专家可能都没有希拉克了解得深入。
吴建民行走在异域他乡，最深切的感受还是华人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和眷念之情。他记得，一位在海外飘零的华人曾用法语向中国使馆提出请求，希望前去访问的国家领导人派老师去给当地华人子弟教授中文，“这对我触动很大”。
记者告诉他，现在武汉与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很丰富、很频繁，正在推进的有“中法文化之春”等活动，而且正在建设中法生态城，吴建民感到很高兴。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在其任驻法大使期间，他就曾建议法国人多到武汉看看。
越是困难时候， 中国外交突破能力越强
读 ：在新中国的外交官中，您认为自己是第几代？
吴建民：应该说，我算第三代。第一代是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地掌握中国的利益是什么。第二代外交官是早年参加革命的一批知识分子。这—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们一方面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另—方面知识面很广。
我们这一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培养出来的，受过正规教育。我们亲历了中国外交舞台从很狭窄到越来越大，这是很多老一代可能没有经历的。
读 ：如今您会关注新一代的外交官吗？
吴建民：他们和我们这一代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知识基础很厚实，学习的方式也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能接触的信息宽得多，知识面广。他们现在可以直接接触整个世界，能敏锐地捕捉到世界的变化。
读 ：您眼里的外交部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吴建民：外交部总的来说要求遵守纪律，要像军队一样听命令服从规矩，这和外交工作的性质有关系。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要求外交人员成为“文装解放军”，有铁一样的严格纪律执行任务。
读 ：在新中国，您印象中有过多少次特别的外交活跃时期？
吴建民：很多吧。非要进行大的分期的话，我觉得有三次。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世界初步认可中国，直到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我1983年从外交学会到外交部，强烈感到部领导非常希望外交干部多出新点子。第三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突破种种外交困境，做出了大量创新性的尝试，效果也很好。我感觉到，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越是困难的时候，外交突破能力总是很强。
读 ：中国现在是不是又到了开创外交新局面的大好时候？
吴建民：那是。中国现在面临新的外交局面。过去可以说，我们多少是在舞台的边缘，现在，一步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边上熟悉的问题和中心完全不一样。你可以注意到国家重要新闻，这些方面纵横捭阖，尤其今年大手笔不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世界总体是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