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长期以来外交太神秘，老百姓不知道外交是什么。我这个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把我所经历的外交，特别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奉献给大家，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中国民众对外交有所了解。
21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大批来到中国的世纪。中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史无前例。1949年至1978年我国出国的人数加在一起不到28万，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但是2014年我国出境人数超过了1.2亿。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规模如此之大，根本原因是中国与世界利益的融合。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一点外交，懂得如何与世界打交道。（本文为《吴建民谈外交》自序节选）
外交官是“高危职业”
76岁的吴建民先生谈兴很浓，向记者回忆起一则“危险的往事”。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美国特派警察保护中国代表团，昼夜值班，24小时不间断，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一年后，临近尼克松访华时，有媒体透露风声表示，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
没想到，就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惨案还是发生了。吴建民回忆，一天早晨，同事王锡昌迟迟未露面，酒店服务员拿钥匙打开门，发现门里铁链挂着，王锡昌仰卧在床，心脏停止了跳动。中方要求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国方面调查了很久没能查出凶手，致成悬案。
吴建民说，在老百姓眼中，外交官多是西装革履，出入于非常体面的场合，其实平静下面有很多惊涛骇浪。“在我经历的无数场记者招待会中，很难说哪场是最硬的仗，因为每场都可能有尖锐的问题。”
1994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访华，中方采取了很严格的安全措施。一些西方记者很反感，在新闻发布会上劈头就问：“你们紧张什么？你们怕政府垮台吗？”吴建民坦然回答：“我们中国人民没什么好怕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经济以两位数字增长，还会垮台！”
随后两天里，这话传遍海内外。吴建民认为，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说——对方的问题越尖锐，就越能激发你回答问题的灵感。
近距离感受国家领导人的外交风格
“观察一个人，远距离还是近距离看，印象可能不大一样。做翻译的好处是可以近距离观察。”吴建民说，做翻译的过程中，自己一边观察，一边被影响，为领导人做翻译的经历很值得回味。
1967年10月，吴建民给毛泽东做翻译。一天，毛泽东会见刚果（布）的总理努马扎莱，得知中国驻该国使馆的代办作风恶劣，对该国领导人颐指气使。毛泽东当即表示了歉意，并严厉批评了中国代办的大国主义做法。“毛主席对大国主义深恶痛绝，我终身难忘。”
“邓小平很有个性，不喜欢拖泥带水，会开到一定时候就说，好，今天就这样吧！”吴建民记得，一次中国代表团请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吃午饭，他当翻译。饭吃到最后，邓小平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没有虐待你们吧？”阿外长马上说：“没有，没有，非常好。”吴建民当时有点愣，很多年才知道，当时两国关系有裂痕，阿领导人抱怨中国不能满足其无限制的援助要求。
对于周恩来，吴建民说，总理很尊重他人，任何大难题到他那里都不是问题。1967年9月14日半夜，吴建民突然被叫醒，被告知周恩来马上要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需要他做口译。他知道，一定出大事了。原来中柬友协给柬方发去贺电，出现了类似“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提法，西哈努克亲王要求撤回驻华使馆。
“外交部司长、副部长都去了，没用，最后周总理亲自会见张岗。”吴建民回忆，周恩来告诉对方，个别人的言语不代表中国政府，中方会绝对保证柬方安全。这场对话持续到夜里两点，周恩来坚持把对方送到车上。临别时，周恩来说：“你也许不会走。”最终，柬方没有撤离使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