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承包制并没有在国有企业这里停住脚步，当它大踏步地走向下一个全新领域时，对于承包制的评价就再也不是五五开，而是毁多誉少。
这一全新的领域就是医疗。
两难
1987年，国家开始推行医疗卫生承包责任制。这是继农业、工商业之后，承包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进入的又一重大领域。
当时有一句话，可以充分反映时人的态度，叫作：“农业承包,天经地义;工业承包,合情合理;商业承包,将本就利;医院承包,不仁不义。”尽管当时有很多专家阐述了医院承包的益处，可对医院承包的争议与批评一刻也没有停止。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境，就会发现医院承包确实有其合理性。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旧有的医疗卫生体系已经全部崩溃，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体系，而这需要政府财政的巨额投入。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必须通过承包制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
其次，承包制确实能够有效激发医院的效率与活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多年没有更新的设备，在承包制实行后获得了更新。多年没能改善的医疗条件，在承包制实行后获得了改善。就监管者来说，有人承包给钱接盘，总好过这些医院天天找自己要钱。
对于承包方来说，它选择承包的理由也很简单：可以迅速借助医院的牌子，获得当地病患的信任。在医疗领域，信任感是无比重要的资源。
因此，对于当时的医院和承包方来说，医院的承包制是一个绝佳的双赢模式当然，如果可以兼顾到患者的利益，那么这一制度将是对国家、患者、医院、承包方的多赢模式。
败坏
然而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医院承包制的名声被败坏？
一个原因是，当时医院的高层做决策非常容易，因此承包方只需要通过一两个人就可以获得资源。另外当时的各种信息并不公开，这就导致承包方用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承包点。所以资本就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去取得医院的低价资源，导致承包模式的复制变得非常容易，也就具备了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
但问题是，承包点虽然可以不断的扩张，优秀的医生资源却是十分稀少的。当医生资源开始枯竭（比如走穴的名医被原单位禁止外出）时，以次充好、过度宣传的医疗服务便也随之开始出现。久而久之，一个个承包点的声誉便会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他的事实。比如，作为承包方，我们很难说他从医院承包的那一刻起就想着要去作恶。老板的初衷当然不会是作恶和行骗，因为这会导致巨额的处罚。然而很多时候，往往也是承包方雇佣的医生教会了老板怎么去行骗。而监管方和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公立医院，媒体和监管部门一般是不会去随意染指的。然而那些被承包的科室、包括后来的一些民营医院却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科室和医院成为了提款机。
据知情人爆料，曾经有一个很知名的报社，就天天派记者蹲点在某民营医院的门口，想要搜集到各种证据以便进行曝光。当然，医院想要息事宁人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必须要在该媒体上做广告，关于广告的费用，自然有很多门道。
再说监管部门，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医疗纠纷的仲裁来寻找权力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很多被承包的医院本身，甚至也有监管人员的股份。
最后，当一个医院的科室被承包之后，有些院长就可以安插一名亲信进入这个科室，堂而皇之地坐地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