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各原告虽然血铅超标，并对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由于绝大部分原告只提供了一年以前（部分已近三年）的一次血铅检测值，且均未达到中毒的标准，……身体损害基本可以痊愈，故其余原告从目前证据分析，其精神及身体方面的损害尚不能达到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严重后果’，因此，对其余原告所提出的精神抚慰金请求不予支持。”该案二审判决书写道。
不过，澎湃新闻注意到，判决书中写明，重金属污染对人体的伤害的形成及治疗康复均存在周期较长的特点。本案的各原告均系未成年人，正值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而铅作为一种多亲和性的毒物，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智力成长都会造成损害。故不应简单地以原告未提交构成残疾的证据，即认定其损害未达到“严重后果”。
但要证明血铅对孩子身体及精神方面的损害，家长们却做不到。
戴仁辉介绍，在美国的血铅超标案例中，对受害者的评估细致到学习、就业，人生质量乃至婚姻等各个方面。
曾出庭该案一审庭审的专家颜崇淮，在1996年与沈晓明等人联合署名发表了《低水平铅暴露对早期婴儿发育的影响》一文，这项观察了102例出生时血铅在0.10～0.84μmol/L（微摩尔每升）低水平铅暴露婴儿的发育研究称，即使在完全被认为是正常的铅暴露范围内,精神发育指数(MDI)和心理运动发育指数(PDI)也有明确的负相关关系。血铅≥0.48μmol/L的婴儿在3月龄时的MDI和PDI，明显低于血铅水平<0.48μmol/L的婴儿，分别相差4.6和8.8分，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立案难、鉴定难
据王灿发介绍，环境污染案例中，国内和国际上给予学者和专家的法律地位也有非常大的差别。
王灿发举例说，在日本，如果某个地区有集中发病的现象，医学专家的调查结果是法庭审判的重要依据。戴仁辉说：“但两高对环境污染的最新司法解释中，却将专家证言定位为当事人陈述，相当于把专家的证言弱化到原告陈述的地位。”他们原本期待专家出庭发表的意见，在司法解释中能定位为证人认言。
对损害鉴定举证的缺位和专家作用弱化，已经成为中国环境赔偿诉讼的最大难题。王灿发说，除了像衡阳血铅案中鉴定环境污染对健康损害程度的难题，确定环境污染对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更难。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工作人员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在一个封闭的院子中，住着几十户人家，在一楼办公的农机局每天都会对农机进行喷漆，所产生的挥发性气味是高致癌物，院子中共有十几个人得了癌症后，集体将农机局起诉，但法院不予立案，称无法确定喷漆与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么高的患病比例，这么封闭的环境中，这种因果关系几乎是明摆着的，但是在我们国内拿不出相应的数据和研究来确定两者这之间的关系”。王灿发说。
长期参与环境诉讼援助行动，这种立案难和鉴定难的问题让王灿发很苦恼。他曾跟医学专家沟通，但被告知，在国内从事这样的研究，经费及成果公布后的风险都非常高，所以大部分学者不愿意进行深入研究。王灿发介绍，国内该领域的研究一般由疾控部门主导，并被要求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