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天价婚姻：为什么中国乡村娶妻成本越来越高？
本文为三农研究者的回乡笔记系列之一，作者张雪霖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探讨了当下天价婚姻、高额彩礼的成因和乡村家庭伦理的变革。
张雪霖|文
一
高额的彩礼、家庭组织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正是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竞争焦虑的不自觉适应，也是底层社会的竞争策略。
我的家乡是安徽亳州，在春节回家的火车上，对面坐着一家三口，安徽阜阳太和人，夫妻俩46岁，儿子22岁，高中毕业，女儿在家上高一。他们夫妻俩在湖北宜昌打工有十几年了，租个门面做餐点生意，卖油条、烧饼、包子等。阜阳和亳州距离很近，1个小时火车的距离，地方文化是相同的。恰好我先后两次跟随团队在宜昌乡村做过社会调研，分别是2013年4月在宜昌点军区，2015年12月在宜昌秭归县，可以说对宜昌当地的家庭社会文化还是相当熟悉的。于是，就跟老乡攀谈起来，聊聊他们在外打工的生活。
崔阿姨夫妇俩在宜昌做小生意十几年，儿子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去宜昌给父母做帮手了，女儿一个人在老家读高一。家里几亩土地流转给村里老乡，450元／亩，只有春节才回老家，甚至有的春节也不回去，目的就是为了多挣钱。在房价上涨前，2007年崔阿姨夫妇以1000多元／平方米的价格，在宜昌市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商品房。儿子今年22岁了，到了结婚的年龄，之前在宜昌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但是由于父母不同意，俩人就分手了。今年春节回家就要给儿子相亲，认为还是找个老家的媳妇比较靠谱，至少家庭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一样。他们在宜昌生活感受到地方文化冲突，这也是儿子与宜昌女友分手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崔阿姨说儿子的前女友让自己最不能接受的有两点：其一，生活观念上，宜昌人太爱吃喝，对生活的要求很高。对于地处皖北的崔阿姨而言：“我们生活吃喝只要过得去就行，有的时候忙起来，随便吃点就行了，挣得钱都节俭积累下来，好留给儿子。但是对于宜昌人而言，这种节俭的生活是无法忍受，挣钱不花是傻瓜，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其二，生育观念上，不管是生男还是生女，生一个就够了，不愿意生二胎，父母也不愿意为子女操心太多，更注重自己的生活享受。这一点崔阿姨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他的老家是一定要生个儿子的，父母这一辈子的奔头就是为儿子娶媳妇抱孙子，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攒下来的钱都是给儿子娶媳妇的。
既然打算给儿子回家娶媳妇，就要按照老家的规矩来办，阜阳和我的家乡亳州都地处皖北，现在婚姻的市场价不断攀升，现在为儿子娶媳妇除了需要建一栋楼房外，还要支付十五六万的高额彩礼。崔阿姨说他们村里大部分都建了两层楼房，还有一些建的是三层的，三层根本就住不完，没有必要，但都是比着建起来的。儿子今年春节回家准备相亲，为了提升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本，她也在纠结着要不要在村里再新建楼房，家里的楼房还是10年前建的了。但这十几年在外做生意挣的钱，在老家的镇上已经买了2间门面房，宜昌市也有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崔阿姨想现在老家新建楼房属于纯消费性的，用处不大又要花一大笔钱，就先不建，等儿子相亲定了后再看女方有啥要求吧。
二
春节回到家，不管是庄乡邻里串门聊天，还是走亲访友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聊的最多的就是结婚吓人的彩礼故事。两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结婚彩礼为10万到12万，今年的行情已经普遍上涨到15万到16万。而最近家乡口耳相传的就是一个彩礼要20万的故事，家乡的父母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人都忍不住感叹下“真是不得了，这咋弄”。庄乡们心里都清楚，有一个人要价20万开了头，慢慢的就成为大家效仿的对象，最终成为普遍的市场行情。尤其是家里有2个儿子或者3个儿子的，父母都已经着急的不行不行了。我们村里的一户叫学习的，有2个儿子，大儿子过了年22岁，小儿子18岁，大儿子已经相亲好几个，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庄乡在议论时都为学习捏一把汗，大儿子相亲再不成功，就有可能打光棍，小儿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