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了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除了是市场经济或者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外，非常重要的是它们都有积极有为的政府。所以，结构主义认为一切由政府干预是不对的，新自由主义认为一切靠市场、政府不该作为的也是不对。
为什么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的。
经济要发展好，产业必须有竞争力。产业要有竞争力：第一，这个产业必须符合比较优势，它的要素成本必须低，这是前提。第二，要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它的交易费用就必须低，而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于软的制度安排和硬的基础设施。但软硬基础设施的改善，企业家是做不了的，必须由有为的政府帮助企业家建设和完善软硬基础设施。
结构主义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去发展那些先进的制造业。这就违反了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太高，即使把制造业建起来，还是没有竞争力，所以失败了。
而新自由主义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很多政府干预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在结构主义之下建立起来的先进的制造业，如果政府都不干预，都不提供保护补贴了，那么这些制造业全部都要垮台，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有了大量的失业，就没有社会稳定，也就没有政治稳定，经济当然发展不起来。
第二，如果政府都不干预，都不去帮这些企业解决在产业转型升级当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那么新的产业就不会出现，经济就会停滞，就业就不能解决。
最好的例子就是智利，智利被称为是“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想就是让市场自由运作，政府不应该干预。所以，私有化它做的，市场化它做的，自由化它做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智利没有新的产业出现，只看旧的产业不断地消亡。因此，就业问题不能解决，而所有贫富差距问题也都不能解决。
而在80年代的时候，英特尔的芯片分装跟测试都是在韩国、中国台湾，还有马来西亚生产。随着这些地方工资上涨，英特尔想找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来生产。同时，这些工厂都集中在东亚，有区域性风险，为了分散这些风险，英特尔也想找一个新的生产地。开始想转移到拉丁美洲去，最早找的是智利，因为那时智利在整个拉丁美洲发展水平比较高、教育水平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