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流通电商在国内最大的特点是它具有分散性。可能今天同一时间，从海南岛到东北都有人在种西红柿，而全国人民今天也都要吃西红柿。那就面临供应方和采购方都很分散，需要多对多的匹配。就是上海市民、北京市民选择到底吃新疆的还是华北的西红柿？因此这意味着批发商需要考虑自己从哪里进货。一些平台型电商，正在为多对多交易提供平台。
昕原：多对多的产销格局现状很有中国特色。
邓锦宏：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现象，美国、欧洲基本没有。因为国外很多大农场，生产和采购非常集中。而在中国，几百亩或者上千亩就算很大面积。从总体上讲，我们的生产和市场都比较分散，因此只有平台型公司才能解决这种分散化和集约化的矛盾问题。
昕原：分散化也是机会所在。
邓锦宏：的确是平台型公司的商业机会。另外的商业机会，就是韩部长提到的：做标准、做分级，甚至做一些包装能力，业内叫前置仓，就是提前在产地做仓库。一些产地的批发市场也属于前置仓。而北京的新发地就属于销地仓库，在做销地分级。而现在最缺乏的是产地前置仓，因为很多农民把货物拉到集散地，一个经纪人几百斤地来收，但没有做分拣分级。这个和消费市场有关系，需要消费市场倒逼这个需求。例如现在苹果行业是国内比较先进的行业，产地都已经做分级，苹果分80果径、70果径、60果径等不同大小，这是因为消费者已经有了数字化的描述，例如他说自己想吃80果、70果。所以产地仓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其他农产品还没有以市场为导向做产地分级。
昕原：互联网自身相对是更社会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期待政府服务，但又难以合理描述究竟需要政府怎么做。政府如何定位自己的参与模式？
韩长赋：互联网农业、农业电商本来是市场行为，是企业主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间的关系，政府不能替代它们，但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政府会为两端紧密连结创造条件，为两端增加润滑剂。政府可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例如我们现在进行教农民使用手机的培训，让农民学会从手机上看到市场信息，获得有关农业技术、农产品销售、农业投入品购买的服务等等。这是政府的一个公益性服务。
另外政府还会支持农村经纪人。过去我们说经纪人是投机倒把、是二道贩子，现在我们欢迎他们，因为经纪人可以把乡里的产品卖出去。
还有，我们可以帮助给农民提供“请进来、走出去”的电商做些事情。现在我们搞新农民创新创业大会，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这些商家、电商是可以选择和对接的。
我们有一个政策：为建前置仓补贴，但是这个主要是补贴给合作社的，不是直接补贴给电商。如果你和合作社合作，那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了。
总而言之，无论从市场化农业的发展看，还是从政府的公共服务看，我们都是支持的。
昕原：当前互联网也存在信用风险，那么对于互联网信用体系的搭建，您认为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韩长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新主体把东西卖给你，你能不能保证我的权益、收益。就是货发出去了，钱能不能收回来？电商也会考虑：你能否保证供货品质？因此建立信用体系和平台是政府的责任。
现在我们在搞新型经营主体的信息直报系统平台，270万个新型主体都要申报。需要披露你是否在持续生产经营、生产经营规模多大等相关信息。他们申报的动力源自哪里？申报信息是让你享受前面政策的依据。和此并行的还有一个网络，是我们和财政部搞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目前全国已经有几百亿元的钱作为本金，之后还会有资金注入。我们是和银行绑在一起，根据这个直报系统如果知道你确实在生产经营方面需要贷款，那银行会发放贷款，我们可以为该贷款做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