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大的一篇硕士论文，把农村女性的自杀动机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有的是赌气，有的是辩诬证明自己被冤枉，有的是威胁式的让别人害怕的自杀，有的则是鱼死网破式的自杀。还有一种，叫做“悲观自杀”，有一种“漫长而又相当平和的积累过程”。
学者景军在分析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时说，主要原因是这些女性的“迁移”——通过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这些女性远离了既往的从属地位，远离了既往的人际冲突，也远离了自杀的工具农药。在另外一些学者的论述里，这些远离，也带来了不同代际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变化。
而杨改兰，却从未远离这些。她连买羊的钱，都需要找奶奶借。
农村
这些年来，我们总能在微信上看到关于农村的“爆款”文章。每年过年，“返乡体”的文章都会火一阵，前有博士的调查手记，后有今年那篇添油加醋带虚构的“组团约炮”；几个月前，直播网站上的农村人，“残酷物语”式地自虐，也引起热议。
我们很多人已经远离农村，在一次次的点击、转发、评论中展示着关怀、同情或是格调。但甘肃的惨案，其实有很多留给我们的真问题。
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有这样的问题。比如，相较于农村的留守儿童、老人，对农村人口心理的关怀是否足够？在低保等事关农村人口直接生计的工作中，在精准扶贫的任务下，是否有基层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期行为（比如定指标硬性取消低保、划硬杠杠等）？除了给钱，教育是否能跟得上？
更深刻的话题在于，其实每一次揭开的盖子，下面露出的或惨烈、或打破田园牧歌式梦想的情景，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现实。
市场经济的大潮，解放了生产力，也让农村不断被“现代性”所侵蚀。以前，基层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有公心，虽然收十块钱的农业税，但是修路、修渠这些事，就成了大家共同获得生产资料、换取生活资源的途径；现在的状况，则是农村的“原子化”，很难形成“公心”。在一些地方，像低保这样的事情，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本事”、“关系”的标准，能吃上低保，说明“政府都买你面子”。
基层的组织，除去政治权力之外，其实本来应该担当公益、惩恶扬善等功用，成为衡量争议的标准。但是事权、财权、治权的分离和不对等，则抑制或阻碍了这些功能的发挥。
说到底，生活本身就是政治。
来源：侠客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