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郭睿发表在“新太平广记”上的调查报道，则指出了这一方式中可能存在的疑点。比如，杨改兰的堂叔爷杨万年称，自己没有开过村民会，每个自然村出一个代表去开会，都是村干部；康姓村民则称，如果村里人一起开会的话，“我们都了解他家情况，不可能投票取消他低保”。
目前，国务院扶贫办已经成立工作组，会同甘肃省级部门进驻该村调查这一事件，尚未有结论。在侠客岛跟一位西部省份基层岛友谈及这一评议方式时，该干部表示，如果真的要用全村村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能吃低保，至少可以说明这样的村庄里干部管不了事，只能靠每人投票这种方式来平息争议。一般来说，低保需要个人打申请，但最终都需要村两委、村民代表（比如所在队、社的队长、社长等）、乡镇级分管领导以及相关部门来共同评议，既要实地走访，也要听村里主事人、明白人的意见，以避免出现村干部划低保时“优亲厚友”、利益输送、当老好人等情况。
郭睿报道里的细节，或许也给这样的疑点继续作注：在这个村庄下辖10个社中的石磊社（杨改兰丈夫所在的社），该社的9名精准扶贫对象中，就有石磊社社长的亲哥哥、侄子。
另外的细节则更让人唏嘘。该县政府工作人员称，2014年政策调整时，低保名单在村里张贴了三次，“杨家无一人提出异议”，但杨家8口人没有一人识字；而邻近村的另外村民则称，“我们家全家三口一起种地，一年都挣不上一万块，他们家还能挣3万块，不可能”。
注意，低保的事情，可能只是诱因——毕竟，两年前他们的低保就被取消了。这其中可能存在的猫腻或不正常的问题，也需要调查组的结论。在结论未出之前，这些报道的细节都只能供人们存疑。
家庭
是什么造成了惨剧的发生？长期“贫穷带来的绝望”、或者在低保、危旧房改造上遭受的可能不公平的待遇？
贫穷和自杀、杀子之间，或许确实难以直接划上直接的逻辑必然。它可能只是辅佐性的因素。人如鸿毛，命若野草，但绝大部分人依然选择挣扎着活下去。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杨改兰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是怎样的心境和思绪，只能从她身后的事实、言语中获得旁观性的线索，寄希望于一片片拼凑出接近事实的图景。
另一个有可能的重要因素，是家庭。
事实上，在我们翻阅与“农村”“女性”“自杀”有关系的论文时，我们这些已经久已疏离农村的人，会发现一些令人讶异的事实。比如，在向世卫组织提交自杀数据的国家里，中国的自杀率其实排名很高；而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比如，在一份对7省34村的田野调查中可以看出，在1980-2009年间，女性自杀的数据比男性高出1.3倍；其中，年轻女性、年老女性的比率又相对较高。在学者的分析里，家庭，是这些女性自杀的首要因素——这又多涉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
在郭睿的报道里，杨改兰所处的，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矛盾逐渐积累的家庭。比如，她和她的妹妹，是全村仅有的完全没上过学的年轻人；她有一个强势的奶奶，爷爷是倒插门，丈夫是倒插门，作为传承姓氏的孙女，她的丈夫可以出去打工，自己却只能一个人在家种17亩地、拉扯4个孩子和老人；她的手机是老人机，手机里只有三个联系人；她几乎从不看电视，每天的生活就是种地、做家务、带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