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多数家长平时几乎从不和学校有联系，甚至学校要求每学期开一次家长会，真正能到校的家长也不到1/3，后来学校请到校的家长转告：开家长会当天签名并返还住宿生生活补助，来开会的家长才逐渐增多，但不少家长签字领完钱后立刻离开。
其三，底层乡校教师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谱系，早已与当地乡村没有任何文化上的牵挂和依归，乡校早已悬浮于乡土，传统意义上精神互契的家访甚至连形式和过程都被直接取消。家校之间的淡漠关系，也难免助推了学校在日常管理中“故意无视”这种冷性暴力的发生：一方面，既然家长都不管不急，乡校老师又何必去急去管，只要不出重大安全问题即可；另一方面，家长们诸多“唯利”的潜在日常行为与态度给孩子们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变成了一种可供自由选择消费的市场行为，与金钱有关，而教师只是教育产品的提供者，学生有权选择读或不读，教师也没有必要去强迫和惩戒。
隐性辍学到显性辍学的更替
在云乡学校，对于低年级而言，“直接惩戒”到“间接惩戒”还是主流，“故意无视”则多发生于对高年级被放弃的“隐性辍学者”。一般意义上讲的辍学即是显性辍学，表现为学籍意义上离开学校而不再接受相关学校教育，而隐性辍学指在学籍意义上学生依然在学校接受相关学校教育，但实质上却“名在人不在”“人在心不在”“人在爱不在”“人在力不在”。
国家高度重视、预控显性辍学问题，多项研究曾引发社会舆论集体反思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所致的辍学率反弹问题。根据国家审计署对全国27个省（区、市）1700余万中小学生的专项调查报告显示，“撤点并校”在提高了办学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的问题，一些地区学生实际辍学人数上升幅度较大，重点核实的52个县1155所学校，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
显性辍学率的反弹一方面与持续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其“预备形态”——隐性辍学率的增多有关。而“故意无视”作为在“直接惩戒”和“间接惩戒”之后的治理术，与隐性辍学率增多之间具有内在隐蔽的关联。事实上，隐性辍学率的发生与厌学具有直接关系，底层乡校中流行的同质化测量和单价值标准塑造，使学生在情感、理性、品德、智慧、才华、想象力等各培养维度方面，都变成了与工厂生产产品相类似的生产。
在一体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结果主义的教育竞争面前，乡校中仅有极少部分“优秀产品”，有资格进入能够实现长距离阶层流动的、可能的高一级“学术性知识工厂”中被继续加工。其他大部分或作为学校教育意义下的“废品”，以失败的姿态告别教育晋升轨道，或作为“半成品”而进入另一个并不被社会舆论普遍认可、仅有实现长距离阶层流动较小可能的“技能性知识工厂”中。
在统一性的测评体系下，底层乡校中的“产品”被进一步区分和确定，少部分有教育晋升潜力的学生，被赋予“前途光明”和“积极有为”的正向评价，成为学校中通过日常话语等途径所确定的典型模范与学习榜样，进而被日常公共舆论认定为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卓越的天赋，作为乡校获取社会声誉而荣誉出品的“优秀产品”。
但另一部分，特别是在统一性测评体系下所确证的末端者，他们事实上被标签化为“天生愚笨”和“不可救药”的失败者，失败者的被放弃理所当然：一方面被标签化的失败者不得不逐渐在心理层面产生对官方统一测评标准下失败的自我认同，进而通过厌弃竞标赛式测评标准下的官方评价，而在其他校园日常生活中寻找个体意义以摆脱失败魔咒，这意味着自我放弃下，隐性辍学的发生可能会变成一种略带英雄主义色彩的抗争，正如“失败者”黄明所言：“哥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另一方面，教师的“故意无视”往往意味着底层乡校中，因学龄人口少而致“编班分流”不具现实条件状况下一种“交换规则”的默许：教师以“故意无视”的方式不去找教育晋升潜力微弱的“失败者”麻烦，而“失败者”在超越日常学校规训而获隐性自由的同时，也不要去打扰同一班级内其他有潜力的教育晋升者，尤其是官方所确立的典型模范与学习榜样，但随着中考等决定性考试的最终临近，会有越来越多曾经的潜力型教育晋升者，被抛弃到“失败者”的行列而被“故意无视”，隐性辍学走向显性辍学就这样持续地发生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