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也是党员个人“信用”的一次备案，对组织忠诚度的一次“背书”。通过制作谈话笔录，要求被谈话对象就谈话相关情况作出书面说明，并向组织承诺所说情况是真实的、且没有其他应该向组织交代的违纪问题，由承担主体责任的领导同志签字后送省纪委。省纪委在审核情况说明时注意重点把握的，一是将被谈话对象的情况说明与举报内容或组织掌握的情况进行对比，重点审核所反映的问题是否全部谈到、全部讲清；二是将被谈话对象的情况说明与问题发生时的有关政策法规进行对比，重点审核所阐述的理由和提出的依据是否充分、有效。在此基础上，依纪依规、酌情处置，该了结的了结，该批评教育的批评教育，该转为初核的转为初核。
“这个谈话和其他谈话完全不一样”
“××同志：根据我们掌握的关于你违纪问题线索的情况，今天我们对你进行谈话。请注意，这个谈话和普通的谈心谈话、组织谈话不一样，是我们在研判了反映你的问题线索的基础上对线索处置的一种方式，是严肃而认真的，希望你认真对待，如实向组织说明情况。”
这是摆在郝权办公桌上的一份谈话处置问题线索的提纲里的开头部分。有着多年纪律审查工作经验的郝权笑称，对他来说，谈话就是他的工作，就像教师教书、农民种地、工人上工一样习以为常。然而，谈话函询与执纪审查中的谈话又不一样，后者往往已经掌握了被谈话对象的大量违纪证据，需要攻破的仅仅是心理防线；而前者掌握的往往只是一般性的问题线索，因此，在谈话处置问题线索时，就需要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应变、耐心做对方的思想工作，这对谈话人谈话方法艺术的要求更高。
“接受这种谈话和其他谈话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是山西省某市委常委李丽娟（化名）和记者提起谈话处置问题线索时的感慨。2015年6月13日，省纪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她工作所在的市调研指导工作，利用晚上的时间分别与五名省管干部谈话处置问题线索。“过去我也接受过组织的很多次谈话，要么是提拔，要么是受表彰，对我进行反面谈话提醒的还是第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李丽娟回忆，那天她在北京出差，中午接到通知要求赶回去进行谈话，等轮到和她谈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0点多了。“对面坐的是省纪委领导，旁边还坐着自己的市委书记，心里当时还有点纳闷。等领导把反映我的问题线索一说，我吃了一惊，原来2010年左右，省纪委曾经接到过几封举报信，反映我家中存放大量现金，经常在下属部门报销单据，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经常收受贵重物品，插手分管部门招投标工程，获取巨额财产。虽然没细节、没事项、没名没姓，但每一顶帽子都扣得很大，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并不属实。我感觉自己是被人诬陷了，心里觉得很委屈。”李丽娟告诉记者，当时她脱口而出回答：“我没有！”
在接下来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领导同志从李丽娟的“我没有”开始，逐条分析被举报的内容，询问一些工作细节，请其回忆有没有在这些方面存有问题，工作是否严谨周密，是否存在简单、粗糙或者是失误，导致群众不解、误解甚至是心生不满。“省纪委领导在谈话时十分严肃，说你作为数百万人口城市的一名市委常委，就应该正确对待监督、自觉接受监督，更要经得起监督，习惯于在群众的监督下做好工作。听到群众反映，应该从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深刻解剖，认真反思自己还存在哪些不足，从中吸取教训，及时提醒自己、敲响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