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聪比较小（小学时候）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对中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刻认识。他在中国，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
新京报：他会经常在网上卷入到一些争议、冲突中，成为热点话题中的主角，你对这怎么看待？
王健林：我和他有沟通，沟通的时候他答应不再这样做了，但过几天可能又做了。
新京报：还有人会这样推测，他在网上的一些热点事件，有可能是对万达有帮助的营销手段。
王健林：瞎扯。万达需要他来营销？
新京报：但现在很多女粉丝，确实是因为王思聪才愿意逛万达的。
王健林：我不赞同。我宁可他没有粉丝。万达不需要这些东西。万达需要营销多少亿的人口，我们希望是全覆盖，从2岁到70岁，我们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粉丝）……
新京报：王思聪是富二代，富二代在中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
王健林：现在来说，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是“二代”，自然会打上一个烙印。我觉得这种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的，看这些二代人怎么做，怎么走吧。另外，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这种富二代，官二代等就会减少。
看看英国工业史、欧洲工业史，你会发现，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过程当中，都有这种“二代”现状，美国曾经也有。当社会逐渐走向橄榄型，中产阶级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后，这些负面的“二代”慢慢就会少了，这是个过程。
新京报：在父子交流的过程中，王思聪会向你说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实话实说，思聪对于现在这种狗仔成天盯着（的现况），他很痛苦。他问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天天被人盯着。我说你去国外几年，时间太长也不合适，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说你这样，以后你社会上注意一点吧。
新京报：但他并没有“注意一点”？
王健林：可能这是一种潮流吧。也可能过几年，他被过度消费的情况就消失了。
新京报：在王思聪眼里，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父亲？
王健林：我不太清楚。他在叛逆期时，肯定会挑战我的权威。比如我说什么话他不听，不服我，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英语也不会讲，啥啥也不懂。
最近两年，我和他的沟通逐渐多了。另外，他也开始做生意了，认识到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他老爸做这个生意还不简单。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严父还是慈父？
王健林：严父多一些吧。
谈未来：
最大烦恼是接班人的成长
新京报：你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王健林：日本泡沫十年。
新京报：为什么读这本书？
王健林：看看嘛。（笑）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新、胆子大、敢闯敢试”，你有没有胆小的时候？
王健林：胆小？有啊。对规矩，对法律，对制度，我很胆小。因为我不逾越规矩，你看万达企业，敢闯敢试，都是在法律框架里边完成。
新京报：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
王健林：我希望我能维持自己的形象。第一，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保持一个正派的形象，所以你看我没有花边新闻；第二，保持一个慈善家的形象，我从来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首善啦，万达做慈善是发自内心的，从来不是为了宣传。
新京报：你现在有烦恼吗？
王健林：工作、生活中都有烦恼，最大的烦恼是万达接班人的成长问题。我觉得目前万达的复合型人才，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