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是个趋势。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可能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万达商业地产，我已经想好名了，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
新京报：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吧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
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
新京报：听说做商业地产，有个“万达速度”，24个月。
王健林：内部最长吧，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
新京报：有人认为，“万达速度”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
王健林：这是瞎扯，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个广场十个亿，一年租金一两个亿，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只有快点干。
住宅和我们相反，拉的战线越长房价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其实不然，你得为自己着想，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见效。
新京报：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笑）。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新京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否会遗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尽可能靠我们的模式打动他，让他们求我们，而不是靠我们，现在反腐败更加证明我们的正确了。
谈儿子：
我期望他稳重一点
新京报：说说王思聪吧，前段时间，他晒的被人称为“日狗”的照片引起了争论，你知道吗？
王健林：我看到了。可能他自己觉得好玩，是在开玩笑，但他忽略了中国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
新京报：王思聪现在是微博大V，有1200多万粉丝，有人觉得他敢想敢说，也有人觉得他高调张扬。
王健林：（他个性张扬）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方成长经历；第二可能与他年龄有关。
我回想起我年轻时，性格也冲，但是我的冲是比较听话，你让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哗哗给你干完。那时候我在军队里，哪敢说怀疑领导啊。可能时代不同了吧。
但我还是期望他能稳重一点。
新京报：他从小在新加坡和英国长大，作为父亲，在对他的教育上，有什么得与失？
王健林：现在回头看，我可能有失误的地方。比如说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或高中，再把他送到国外去，这样更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