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证明什么？
王健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承诺我的财产绝大部分会成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想，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种格局的。
新京报：有没有制定成为世界首富的时间表？
王健林：目前还没有。
谈足球：
它带给我刺激、欢乐和痛苦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连万达，还是通过一支足球队的名字，当时你的公司还不算大，投资足球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喜欢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报：年轻的时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轻时在部队玩过，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过。
新京报：当时喜欢踢什么位置？
王健林：中卫。就是瞎玩。
新京报：从当时的大连万达队撤资，现在又投资了（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这些年，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健林：刺激、欢乐，甚至包括痛苦。有赢球时候的快乐，输球时候的痛苦。
足球在体育运动当中，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强度，都是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一场球能去几万个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变化性，它的不可预测性，都特别吸引我。
新京报：许家印、马云等人都投资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你投资国外俱乐部，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只不过我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搞俱乐部的。
新京报：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
王健林：中国足球最近几年呈现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平衡。俱乐部很高，国家队很低。俱乐部可以拿亚洲冠军，国家队小组赛可以三场全胜，但还不是在八强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么改变国家队比较弱的局面，就得从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这个呼吁重视青少年的培养可能很难形成共识，因为这个东西要证明得七八年。
新京报：所以你就投资了国家少年队？
王健林：我涉足足球行业20多年，对足球深有体会，当时万达足球在中国如日中天，横扫一切，板凳队员都是别人羡慕的想抢购的对象。那时候我们就是狠抓青少年。我是中国第一个建足球学校的（企业），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建立了五支预备队选足球少年。
新京报：你认为通过自身努力，能促使我们足球有什么蜕变？
王健林：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视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联赛和国家队身上，因为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应该只重视塔尖的东西，也要重视塔基的东西。
当中国足球小孩扩展到两三百万人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在亚洲绝对一流。
新京报：投资中国足球，上世纪90年代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荣誉，但是现在万达已是商业帝国，再投资足球，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
王健林：我就是为热心的中国球迷做些事，这也算是社会公益嘛。投资足球每年好多钱呢。
新京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三个梦想，打进世界杯、申办世界杯和夺得世界杯。
王健林：是啊。这是习大大的个人梦想，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梦想。
谈政商：
“政商关系这门学问比博士后还高”
新京报：拿“亚洲首富”来说，原来的首富是主要做地产的李嘉诚，然后是搞互联网的马云，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这像是一种轮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产的。我说过，我必须在三年内或者五年内去“房地产”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去“房地产”化是一个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