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大约1.1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进入了农牧业时代，这导致了新的危险——每天接触养殖的牛、羊、猪、鸡等动物，增加了人类从动物那里感染细菌或病毒的风险。另外，当人类永久定居在一个村庄后，人类和家畜产生的污水会污染当地水源，使得致病细菌大量繁殖。

就算这样，面对如此多健康风险，1751年的瑞典人仍然比黑猩猩活得长。

为了找到人类长寿的原因，芬奇开始研究关于人类和黑猩猩基因组的学术文献。其他人此前发表的研究表明，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大约99%是相同的。但当时在西班牙费利佩王子研究中心的进化生物学家埃尔南·多帕索（Hernán Dopazo）和同事注意到，在人类独有的1%的基因中，有特别多的基因经历了正向选择（指物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进行基因的自我调节和转变，淘汰不适应环境的基因，产生可有效适应环境的基因），并在宿主防御和免疫（特别是一个叫做炎症反应的部分）中起到重要作用。正向选择使那些对人类生存和繁殖有利的基因，在种群中越来越普遍，并在DNA序列中留下一个独特的“印记”。

多帕索的发现让芬奇的猜想有了新的依据。他想，也许是自然选择让人类拥有了一个更好的免疫系统，来抵抗由于肉食增加所带来的微生物等各种健康威胁，因而延长了我们的寿命。

在与试图侵犯我们的细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对抗的战争中，人类的宿主防御系统拥有两大“武器”：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先天性免疫是第一道防线。它在受到攻击或者受到伤害后立刻反应，试图消灭病菌并修复受损组织，对于任何“入侵者”都采取基本一样的对策。而适应性免疫则相反，它启动比较慢，针对不同病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通过这种方法，它可以建立一种免疫记忆，为我们提供对抗某种“入侵者”的终生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