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5)

城乡融合发展，一头在“城”，一头在“乡”，《决定》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何解决进城落户农民的后顾之忧，备受关注。

祝卫东：“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近18个百分点，这涉及到2.5亿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城乡之间‘两栖’流动的农村人口。《决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让进城农民在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方面，同迁入地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把该打开的城门真正打开，破除制约城市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当然，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要保护好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决定》就对外开放作了专门部署，明确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王文涛：“新时代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连续7年全球第一，服务贸易也位居世界前列，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这份‘成绩单’是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用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拼出来、干出来的。全会是一次重大政治宣示，传递了我们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释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从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到保障外资企业在多个方面的国民待遇，再到完善境外人员各项生活便利制度……《决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无疑有助于巩固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信心。

王文涛：“我们将尽快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我们还将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简而言之，我们将做好负面清单的减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加法，让外资企业安心、放心、有信心，让‘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