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我们”，大上海保卫战中的每一位平凡英雄(2)

此时上海疫情已经扩散，形势严峻复杂，外地援沪医疗队陆续集结上海。4月3日晚上10点，从海口飞上海的航班落地，朱乃云时隔近5年后再次来到这座城市。他曾在上海经过了3年的职业医师规范化培训，得知有援沪任务，他第一时间报了名，原因很简单：“上海教会了我怎么救命，如今我要为上海拼命。”

为助力海南实现“患者大病不出岛”，2012年迄今，11家上海大型医院、1家上海医学院校持续对口帮扶海南医疗卫生机构，10年间，数百位上海医疗专家帮助海南培训医疗卫生人才。这次海南援沪医疗队900多人中，包括朱乃云在内的176名队员曾在上海规培、进修或来自上海帮扶的海南医疗机构。

朱乃云无数次想象自己再来上海的情形，但怎么都没想到，是在这种时候——灯亮着，街道却空荡荡的，他悲从中来，偷偷抹了把眼泪——“上海这个样子，让人流泪”。海南医疗队人人面色凝重，他们或对上海熟悉，或第一次来，都没想到，在繁华热闹的上海，奥密克戎病毒如此肆虐……

下沉干部李明国在闵行区颛桥镇安乐村（受访者供图）

“这是打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4月初的时候，李明国最为心力交瘁，他头顶长疮，口舌生疮，吃不下饭，也没有心情吃饭，终于有一天，他爆发了，拍桌子冲着一屋人大吼：“这是打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安乐村阳性病例越来越多，但转运不出去，意味着更多人会被感染。李明国给镇里负责转运的干部打电话，对方直接哭了，说没有办法，闵行区体育馆改成的方舱，两个小时，全部填满。密接也转不出去，区里征用的宾馆酒店，也全满了。

4月初到4月上旬，是上海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什么都缺——医生、护士、120、工勤人员、居委会干部、志愿者，还有酒店、宾馆、方舱、盒饭、蔬菜……甚至建方舱的建筑材料都缺。上海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一度以每天2万多例的数量暴增，即使能够容纳5万多名患者的国家会展中心方舱，两天时间也就全部填满了。

患者转不出去，居民人心惶惶，4月初，浦东北蔡镇南新第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何秀梅的一段录音在网上疯传，她在回复为何不能及时转运时，情绪失控，一度哽咽。这段录音听哭了很多人，也确实是艰难时刻上海众多村居干部和一线工作者的写照——他们声音嘶哑，身心俱疲，脸上被N95口罩勒出道道深痕。

在安乐村，工作人员一早出门，摸人数、测核酸、做隔离、送盒饭……村里流动人口多，底数不清，一栋农民自建房里，往往租住十几家，工作人员尝试着用抗原换盒饭，来摸清底数，但有的住户空着手就出来领饭，反复沟通，才磨磨蹭蹭回去拿来。天气热，还要保证饭菜新鲜，一圈下来，工作人员焦头烂额。还有更多烦心事：村里用彩钢板做了隔离后，有人居然在下面掏了个洞溜出去，还有从河里偷偷游出去的。回到村委会，往往已是深夜，大家就地瘫倒，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人实在受不了了，想打退堂鼓，李明国火了。于是拍着桌子，说出了开头那句话。

竭尽全力，但每天总有“阳”出来，李明国感觉自己也撑不下去了，但必须撑着——因为他是党员。

朱乃云和同事们也在苦苦支撑。

海南援沪医疗队入住上海郊区一家五星级酒店后，翌日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大家挨了一记闷棍：有几名队员核酸结果异常！还未开战，就已损兵折将。奥密克戎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医疗队只能换酒店下榻。

海南医疗队接管了三家方舱医院，6日，朱乃云和同事们第一次踏入一家方舱医院时就犯嘀咕了：“这样的条件也能接收患者吗？”换防护服的一脱区和二脱区中间竟然连门都没来得及安装，舱内护士站里不光没有电脑，连记录的纸笔都没有，还四散着建筑垃圾，墙上的钉子勾破了队员的防护服。令人绝望的是，当晚，这里就要接收患者了，因为患者等不及了。情势紧急，几乎每个即将建成的方舱都不得不第一时间接收感染者，甚至边建边收。

当天晚上11点开始，一批批患者被运送而来，到次日凌晨5点，入舱700多人。朱乃云和5个护士所负责的舱里进了200多人。由于当时缺乏后勤人员，也没有保安，朱乃云等6个人面对200多人，熬过了开舱后的第一个6小时。下班脱防护服的时候，只能由医护人员负责把门，避免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进入一脱区。

硬件、软件都不行，疫情又来势汹汹，总之一个字：难！但朱乃云告诉同事：“考虑到患者的需要，考虑到上海的情谊，我们也就一个字：上！”接管三家方舱医院后，压力剧增。好消息是，很快，方舱的硬件问题解决了：一脱区和二脱区间的门装上了，药品也进舱了，电脑也配上了，但新的难题接踵而来：院内感染。医疗队对医护人员的操作提出严格要求，队员们一方面怕被感染；另一方面在高强度的工作下又难免抱怨这些严苛要求，承受着如同被左右撕裂一般的心理压力。

压力还来自舱内的患者。此时，最早进舱的一批患者开始转阴，达到出院标准。但一批批出不了院的患者变得焦急，十几人“围攻”起了朱乃云讨要说法。

“两次阴性就能出院，我已经5次阴性了，为什么不能出？”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朱乃云只能挨个解释。有的是因为患者给的地址与此前的不匹配；有的是因为地方还没协调好安置场所；有的是舱内外呼叫时登记错了信息。朱乃云叹道：“从最早进舱到院感，再到患者出舱的纠纷，这些事一件比一件难，总担心下一件事会更难。没有想到四月中旬，竟然比刚开始的时候更艰难。”

5月11日，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居民区社工房帅正在复盘当日社区核酸检测情况。

在这段堪称艰苦卓绝的日子里，很多人都面临极限挑战，有过绝望的时刻。房帅在莲花公寓日夜奔忙，千头万绪，压在身上。一天凌晨4点，房帅在闹钟声中迷迷糊糊起床，一不小心把眼镜摔在地上，镜架坏了。他的眼前顿时朦朦胧胧，只能摸索着赶去小区中心花园，布置核酸采样事宜。

房帅所在的普陀区，此时也面临阳性感染者转运难的严峻挑战。普陀区老旧小区多，老年绝对人口数量在上海各区中位列第一，石泉等街道老龄化程度甚至接近50%，疫情防控难度极大。4月中旬，阳性感染者居高不下，区、镇、村居干部都已疲惫不堪，有人失去信心。普陀区委书记姜冬冬感受到了工作推动的难度，“拍桌子骂，也没用了”。大家已到极限，怎么办？姜冬冬在区疫情防控指挥平台，通过视频系统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他说：“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即使倒下，也要朝前倒下。”

进入4月，疫情压力极大时，保供压力也激增。“叮咚买菜”浦东三林站，社区订单激增。站内分拣员大多是女性，到了晚上，步数统计已经到了四五万步，手也已经抬不起来，可后台订单还在不断涌进。“这怎么可能干得完？这样下去我们要累死了。”有女员工失声痛哭。

4月6日，从杭州来到上海支援保供的叮咚买菜前置仓仓管员王义在站点储存刚刚运到的物资。